陶陶居旅游攻略-陶陶居必玩景点

豆豆
陶陶居

陶陶居现址在第十甫,是广州饮食业中的老字号之一。其创办时间一说是清光绪六年(1880年),一说是公元1893年(光绪十九年)。但后来因经营不善,后继无人,曾经在1927年(民国16年)因巨债而倒闭。直至1933年(民国22年)重开。

1949年广州解放后,陶陶居从公私合营企业过渡到国营企业。从1958年到1964年,多次评为广东省、市红旗单位。“文革”初期,陶陶居一度易名为“东风楼”,至1973年才复原名。1983年,与港商合作经营。1987年重新转为国营企业,不断拓展经营。1988年,在四楼增设广东音乐荼座,融娱乐于饮食之中。1989年初,在一楼增开超级饼屋,设有可供路人-的生日蛋糕裱花间,增加顾客自选贺词与图案的服务。经历三十多年,到1990年代,国家市场经济改革,陶陶居亦是从众多国企中变革求生的一员,约于2000年被港资幸福楼集团收购,从老国企转为股份制筹集资金,并引进香港模式的管理。陶陶居亦被中国有关当局颁发“中华老字号”、“国家特级酒家”等称号。2005年6月被公布为广州市登记保护文物单位。

几经装修后的陶陶居,门面更加富丽堂皇,马路边的柱上刻着当代书法家秦咢生手书民国时征联的典雅长联,还有栩栩如生的浮雕显出这老字号的大家气派。

陶行知在上海的“故居”

很多年前,我得知上海徐汇区余庆路爱棠新村13号挂了纪念陶行知的铜牌,专程去瞻仰,一看是“陶行知旧居”!他因躲避特务追踪,借住在友人任宗德家中,因突发脑溢血在此去世。准确的说,这是陶行知去世地。

余庆路146弄爱棠新邨13号

陶先生一生为国事四处奔波,曾几次来上海,把这座东方大都市当作第二故乡。他生命的最后三个月在上海度过。他来到这里,是为了完成他的心愿:“要让整个上海都变成学校,让上海500万市民都有受教育和再教育的机会”。可是,他的生命停止在1946年7月25日,这些愿望也付之东流。

为了“让中国人人受教育”,陶行知辞去东南大学教授、教务长之职,放弃了每月五百元大洋的高薪后,从此没有职业,靠卖稿、卖讲、卖文为生。他办学校靠募捐,向武训学习,要饭办学。他把所有的精力、财力、心血,用在办教育上,如他的诗所写:“人人称我老夫子,生活不如老妈子,同时为了带孩子,吃不饱来饿不死。”“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

他没有房产,因为无钱购置,更无心思为自己谋划。陶行知多次往返在上海,住处从不固定。

1919年4月30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应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堂之邀,由日本抵达上海,陶行知与胡适等去码头迎接老师。陶行知当时在南京任教,他到上海后,住在旅馆。

留美归来后执教于南京师范高等学堂

1921年夏,他的另一位著名导师孟䘵来沪调查科学教育实际情况,此后4个月,陶行知一直陪同老师进行调查和讲学活动,除了在南京,其它城市的活动,陶行知都住旅馆,为了省钱,住的都是小旅社。

1930年4月12日,陶行知在南京创办的中国第一所乡村师范学校被反动政府查封,他遭到通缉,避居上海。他躲在法国公园旁的孟渊旅馆,房间里只有一张小床,他和躲避搜捕的学生挤在一起打地铺。学生不敢出去,陶行知每天半夜出去,回来带包面条,在五更鸡(一种烧火油的小炉子)上下面条,大家分了吃。不久,传来被捕的晓庄学生谢伟棨、叶刚等十余人在雨花台被杀的消息。陶行知心痛之极,喊出:“刀儿,刀儿,嗬嗬!我们还要干!”

形势越来越紧张,他在同乡程霖生帮助下,住进了程家(现泰兴路306号)。后转移至虹口内山书店(现四川北路2050号),在内山完造先生帮助下,流亡日本。

内山书店

1931年3月,陶行知从日本潜回上海,先是匿居在法租界,后内山完造为他租了北四川路一条弄堂里的石库门(门牌号不详)。当时,他的通缉令尚未撤销,没有经济收入,只能化名写文章获取点稿费,后得朋友牵线,他与商务印书馆签订了翻译世界文学名著的合同,以译稿度日。他整天整夜伏案译书,很快就完成了几部书稿,可惜在“一二八”的炮火中全部化成灰烬。

他的晓庄学生方与严、丁柱中等得到消息,找了个小饭店与他见面,问老师有什么打算。陶行知说了日本见闻后,语重心长地说:“要集合一些有志于改造社会、创造新生活的科学家来倡导一个科学下嫁运动”。学生惊讶地望着这位学教育而不是自然科学的老师,充满了疑虑。陶行知说:“要把科学的种子播到千家万户,一个国家要进步,科学是唯一的桥梁。要把科学知识变得像空气一样,让中国每个人都享用,以造就一个科学的中国!”

此时,他应《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聘请,担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并以“不除庭草斋夫”之笔名,撰写了大量时评、教育理论及小说。史量才得知陶行知要发动“科学下嫁”运动,十分支持,捐款十万元,作为活动基金,还以《申报》顾问名义,每月发给陶行知生活补贴。

得到史量才的资助,陆续出版的科普书籍也有了稿费,陶行知有了一段较安定的生活,他把母亲、夫人汪纯宜和几个孩子接到上海,租武定路石库门(门牌号不详),把家安顿了下来,因钱少,租不起大房子,他自己常常挤在“自然学园”睡。

1931年夏,他租下西摩路(现陕西北路门牌号不详)创办自然学园。这座三层洋房是一犹太人夫妇住宅,主人住三楼,一、二楼租给了陶行知。楼不大,只有两间房,但楼下有厨房,屋顶有晒台,生活很方便。陶行知购置了一些仪器、图书,请丁柱中、戴伯韬、董纯才、方与严住进来,后来高士其也被陶行知请来,加上长子陶宏和他自己,共七人,住在这里,开始了研究和写作。

两间房,既是居室,又是办公室、写作室、实验室,条件虽差,但大家都很尽职,生活既紧张又有趣。每天起床后,他们在晒台晒会儿太阳,陶行知说,这是天然补钙。早饭后就开始看资料、讨论,分头工作。

“科学要从儿童教起”,陶行知计划“自然学园”将编三五百本《儿童科学丛书》,内容包括生物、化学、物理、天文、矿物、数学、农业、生理卫生等自然科学各个领域。要求既能反映现代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又要生动有趣,通俗易懂,适合儿童和老百姓阅读,其目的是“引导孩子把自己造成科学的孩子”。

来工作的几个有的是欧美留学生,有的是晓庄教师、学生,都有实验、研究能力,但如何写出儿童爱读的科普读物,觉得很困难。陶行知介绍了两位“先生”,一是耳朵,文章写好了,先念给自己听,如有不顺耳之处,就要修改。二是老妈子(“自然学园”烧饭的佣人),读给她听,如她听不懂,“稿子只有扔进字纸篓里去”。

高士其因做实验,细菌钻入脑子,得了后遗症,流落上海生活无着。陶行知把他请来,鼓励他写作,他从“自然学园”写“生理卫生”起步,后来成了著名科普作家。

“自然学园”供吃住,每人每月还发10块钱大洋补助费,只有陶行知,把史量才发他的个人生活费都投入进去,非但不取分文,还把稿费也捐了出来。这里的生活并不富裕,除了高士其,其他人都打地铺,陶行知也不例外。但大家都全身心投入工作,称它为“自由学园”,每个人都做着有意义的工作。

他们有一架十分精密的望远镜,夜晚,全体同仁由陶先生率领在晒台观看满天星斗,一起认识北斗星,天河、牛郎织女,一起研究天文。每人有分工,丁柱中译外国科普著作,陶行知和陶宏研究天文和化学,高士其写微生物大观;董纯才编《十万个为什么》……

“自然学园”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在陶行知领导下,编出了一套《儿童科学丛书》,他自己编写的就有科学、天文学、度量衡、空气、肥皂的把戏等。由于他仍在通缉中,这套丛书以陈鹤琴、丁柱中名义出版,是我国最早为儿童系统介绍科普知识的书,至今,仍有参考意义。

在陕西北路自然学院编写的《儿童科学丛书》

1932年6月,为了给科学下嫁运动建立一个实验基地,进一步开展科学普及运动,经上海市教育局批准立案,陶行知与儿童书局合办了儿童科学通讯学校。这所学校没有校舍,也没有专职人员,只设了联络处,在爱文义路(现长寿路)小沙渡路(现西康路)永裕村,报名处在浙江路5号儿童书局总局内。陶行知任校长,聘陈鹤琴与“自然学园”全体同仁为指导员。他拟了招生广告:“20世纪的世界,是一个科学的世界。在科学的世界里,只有科学的国家才能生存。我们必须使中华民族具备科学的本领,成为科学的民族,生存于现代世界,科学要从小教起。”

通讯学校采用通讯教学和共同工作两种形式,编了指导书,书中事例尽可能中国化,所提倡的实验器材,发动儿童自造,如酒精灯用水瓶,玻璃管用竹子,破布、烂棉、铁丝、旧钉都可作替代品,提供自学自做自研究。第一期报名者就有100多人,由于经费困难,所有指导老师全义务,大家还把出书稿费全贴了进去,勉强维持了三年,最后连讲义油印费也付不起了,只好停办。

“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因经营困难,无力资助,“自然学园”租不起洋房,搬到了租金较廉的法华寺(现法华镇路525号))坚持工作。在诵经声中,陶行知和大家挤在一起,与僧人为伍。夏天没蚊帐,只能用被单盖住身子才能抵挡蚊子,热得发晕,仍然苦苦坚持,最后连破庙也租不起,“自然学园”只能停办。

不久因房租太贵,陶行知退掉武定路石库门,把家搬到法华寺附近的小房子,全家挤在一起,几个儿子只能打地铺。

陶行知的科学下嫁运动冲破了社会种种束缚,成为中国科学普及的先行者。在艰难困苦中,他和他的团队写成108本《儿童科学丛书》,还有儿童科学活页指导和一批通俗科学译著。他提倡的科学立国,科学强国,“只有掌握科学技术,才可以使中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高瞻远瞩,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科学下嫁运动搞不下去,陶行知进行了反思。他希望晓庄学校复校,但已不可能,出路何在?

他还有很多事要做,同乡程霖生见他无屋可住,再次请他住进自己家(南京西路1550号近常德路),后来几年他断断续续住在那里,直到1936年7月出国。

程霖生公馆

1932年10月1日,在宝山大场,陶行知办起一所新型的农村学校——山海工学团,没有围墙,没有校舍,只在孟家木桥借了一座破旧的红庙,后来又租了菜农张兰庭的房子。

红庙(左后)大扫除

最高的团址——孟家木桥张兰庭家

那时大场离市区很远,交通不便,陶行知住在常德路,去一次工学团要来回好几个小时。他送抽水机、医疗药品、图书下乡等,无法回市区时,就住在工学团,与他的晓庄学生工学团团长马侣贤挤在借来的房子里。

大场地区农民像所有的农民一样,过着贫困生活,挣扎在饥饿线上,很小的孩子要为家庭分忧,割羊草、卖菜、种田,几乎没人上学。工学团提倡“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它适应了大众的生活。陶行知亲自下田教农民使用条播机种棉,使棉花产量成倍提高;遇大旱,他募捐来抽水机,顶着火辣辣的太阳,送到田头帮农民抗旱;没有钱请老师,他发动小孩子当“小先生”,即知既传人;他办共和茶园,放映电影,请来冼星海、聂耳、田汉……实施乡村艺术教育,倡导“三元大洋结婚”,改革陋习……

1934年陶行知在山海工学团推广小先生制作动员报告

陶行知无力扭转乾坤,但他以赤诚的心,尽自己最大能力,改造乡村,为农民谋幸福。他常常在简陋的泥屋里,与农民谈笑风生,把希望送到他们的心里。

1933年11月16日下午,陶母见陶行知衣服扣子掉了,要他脱下上衣,飞针走线,把扣子缝上,又检查了一遍,把衣服穿在儿子身上,忽觉头痛欲裂,步履跚跚地想上床睡觉,一个踉跄,她倒了地上。陶行知和陶宏把老太太抬上床,她拉着儿子手,断断续续地说:“不碍事,别急……”她勉强张开眼睛,想说什么,再也发不出声,手也放开了。救护车还没到,老太太已不省人事,待送到上海国立红十字医院,医生只会摇头。

陶行知父子在病床前守了29个小时,老太太呼出最后一口气去了。任凭儿孙千呼万唤,她再也听不到了。朋友们知道他清贫,筹了一笔款子。他办完丧事,抚棺回乡,把母亲葬在晓庄他父亲墓旁。家破了!他的知音、妹妹文渼已于1929年英年早逝;为他持家、养育儿子的母亲走了;他的夫人汪纯宜因不堪生活重压患精神分裂症已多年,自己忙于事业,四处奔波,这个家怎么办?老友姚文采劝他把夫人送进精神病医院。法华寺旁这间小房子不租了,三个儿子住进法华寺内的“自然学园”,三儿子一直有病,无法正常生活,托付给了姚文采。

法华寺

家散了,从此,陶行知一家再没能在一起生活,夫人于1936年在医院去世,陶行知正在广西准备出国宣传抗日,丧事是朋友帮助料理的。

母亲的人寿保险费一万多元,陶行知买了电影放映机和供放映机用的发电机,买了影片,供新安旅行团和山海工学团放映唤起民众抗日的影片,新安旅行团带着它走遍大半个中国,陶行知对母亲的孝和爱,播送了几万里。

1936年6月,陶行知受救国会委派,将去国外宣传抗日,大场农民写了首诗为他送行:“衣裳农民化,知识化农民,对待百姓如亲人,农民见您如亲人。教育可普及,农村不破产,假如中国有一万个陶行知,农家子弟幸福真无穷。”农民用明明白白的“大众诗体”,向农民的朋友托出,两万名团结在山海旗帜下农民赤诚的心。

这一次,陶行知走得很远很远。1936年7月11日,陶行知在香港尖沙咀码头乘“哥夫”轮出发,在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遍走欧、亚、美、非四大洲,28个国家和地区,作为民间国民外交使节,向世界宣传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决心,争取各国支持。在大洋彼岸,在陶行知的奔波下,世界掀起了“反对日本侵略”、“支援中国抗日”的热潮,大量捐款寄到中国,“义勇军进行曲”响彻世界各个角落。

1938年8月,他风尘仆仆地回国,未及休息,他马不停蹄去重庆,在古圣寺创办育才学校。为国培养人才,他殚尽竭虑,是真正的“要饭办学”。他在那里收获了爱情,与吴树琴结为夫妻,两人度过了十年甜蜜的夫妻生活。直到1946年4月,他才回到阔别已久的上海。抗战胜利了,他的老友、历史学家翦伯赞也回到上海,向他抱怨说:“没有房子住”。陶行知也没有房子,他为翦先生借了房子,自己借住同乡许士骐之兄许德臣家房子,吕班路(现重庆南路)53号胜利饭店三楼的亭子间。

吕班路(今重庆南路)

房子很小,仅一丈六尺见方,里面放了张生锈的铁床,一张方桌,一个小五抽屉柜。西面有扇窗,整个下午西晒太阳照进来,热气腾腾,剩下的空间,只能站两三个人。他和续弦夫人吴树琴住在这里三个月,几乎天天战高温。

陶行知雄心勃勃,抗战胜利了,国家和平了,可以好好地办教育了。他在这间小屋宣布他的宏愿:“我来到这个东方大都市,想在这里创办社会大学、函授大学、新闻大学、无线电大学、海上大学、空中大学;还要创办育才大学,附设中学、小学和幼儿园。要在上海实现我的生活教育理论”。为他救国救民的壮志勾划了一幅美丽的蓝图。

他的朋友、学生得知他回沪,陆续来胜利饭店探望。沈钧儒与他讨论民盟开展活动,田汉来探讨文化、戏剧创作,晓庄学生希望复校;育才学生讨论迁校;大场农民要恢复山海工学团……屋子虽小,却盛满了希望,陶行知在这里热情接待一拨又一拨旧朋新友。

人民盼望战后能过安定生活,政府却挑起内战,上海掀起了澎湃的民主浪潮。陶行知到处演讲,呼吁民主和平,反对内战。他在这间小屋日夜写作,演讲稿、诗、文章,不断从笔下写出。6月23日,上海十万群众在北火车站欢送各界代表赴南京请愿,陶行知站上主席台,正义凛然地喊出亿万人民的心声:“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

7月11日、15日,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暗杀,陶行知在这间小屋,写下了痛彻心扉的悼诗:“杀你的人是杀民主,杀和平,杀害中华民族的生存。这一颗凶恶的子弹不是打你一个人,是打在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心身。”

陶行知在上海的一百天里,为和平民主事业作了一百多次演讲,在报上发表了许多投枪似的文章,他对反动派的罪行,揭露得如此有力,继李公朴、闻一多后,他被列入黑名单上的第三名。

周恩来派陈家康同志到这间小屋,忠告他:“你的门前就有特务监视,最好不暂住此地,随时要提防特务的无声手枪。”陶行知说:“我等着第三枪!”他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开始日夜突击整理自己的诗集,并于7月16日给育才师生写了一封告别信:“两方面朋友都向我报告不好的消息,如果消息确实,我将很快结束我的生命。我提议,死了一个人,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这死了一百个人,就是一百万人,死了一千个人就是一千万人。平时要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

7月23日,郭沫若和几位朋友要来看望他,因屋子太小,改去郭宅,同去的有马叙伦、茅盾、田汉、郑振铎等。陶行知建议,以上海文化界名义联名致电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要求他们派人来中国调查李公朴、闻一多暗杀事件,将国民党罪行公诸于世界。大家一致赞同,推陶行知草拟电文。

离开郭宅已是晚上十点多钟,郭沫若送陶行知到门口,再三要他保重。他说:“我是黑榜探花,不怕!”为防不测,这天,陶行知离开胜利饭店,独自到爱棠新村13号任宗德家里过夜。

他连夜拟致哥伦比亚大学的电文,第二天上午,托人把电文送郭沫若,请他修改后,让上海文化界人士签名,他自己首先签了名。下午一时起,他整理自己的诗集,连续工作五小时。在许士骐家晚餐后,他又回到任宅,在桌前继续工作。吴树琴和二儿子晓光来此看他,夫人见他双目通红,面容憔悴,劝他千万要注意身体,不要过分劳累。他说:“我的时间已不多了,要加紧工作,我必须赶在死神的前面。”他们走后,陶行知与任宗德畅谈国事,直至午夜后,又开始整理诗稿。

他疲累至极,伏在桌上小憇,用冷水擦一把脸又继续工作,挥笔写下最后一首诗:“……要达到文化为公,学者有其校”。他把笔搁在砚台上,望着窗外,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他发出深重的叹息。一阵困倦袭来,天旋地转,他摸上衣口袋,高血压药未带来,他呼唤树琴,夫人不便随他来此借宿。他挣扎着走进卫生间,轰然一声,倒在地上。

夜寂静无声,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个不朽的灵魂飞离了躯体,1946年7月25日,在无人知晓的凌晨,陶行知因工作紧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突发脑溢血倒在他战斗的岗位上,在他借宿的友人家中去世,终年55岁。

周恩来偕夫人邓颖超立即赶来,他握着陶行知尚有余温的手说:“你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他致电中共中央:“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毛泽东、朱德当天向胜利饭店发了唁电:“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

沈钧儒、田汉、司徒敏、陆诒、廖梦醒、任宗德、许士骐与陶夫人、儿子等围在陶行知遗体旁,听到周恩来深情的悼词,都流下了眼泪。

上海各界5000人在震旦大学举行追悼会。1946年12月1日,陶行知灵柩由上海53个人民团体和各界代表护送抵达南京和平门车站。董必武、沈钧儒、罗隆基等与数千群众在车站举行迎梓典礼,灵前陈列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冯玉祥及各人民团体敬献的花圈,陈设着董必武的《哭陶夫子》诗。从火车站到晓庄,送梓队伍越走越长,沿途家家设香案路祭,人们跪倒在地,以我们民族的最高礼仪哭别陶先生。灵柩所到之处,香烟缭绕,哭声四起,哀歌声声,泪雨纷飞。

工人、农友、学生、妇女、报童、伤兵、流浪儿……用发自肺腑的声音呼喊着陶行知,晓庄的农民个个哀恸欲绝,“陶叟啊,你说要回来的啊!”

灵柩上覆盖着“人民导师”四个大字,在千百人的悲泣声、呼唤声中,徐徐落葬。一生飘泊,处处无家处处家的陶行知,身穿旧学生装,脚套破皮鞋,身无长物,两手空空,回到了他办第一所学校的劳山脚下,在他最后的“住处”,与父母、妹妹、夫人团聚,与他在雨花台牺牲的十几名学生永久相伴。

陶行知只有一处私产,办晓庄学校前,他收到《平民千字课》稿费二万多元,这笔钱用于晓庄开办。他下决心办乡村学校,自己要农民化,便在晓庄学校大礼堂犁宫旁造了茅屋,泥墙茅草顶,屋前种了五棵柳树,他称这座茅屋为“五柳村”。他把家从南京迁来,母亲、守寡的妹妹、夫人、四个儿子,在这里团聚。自1927年晓庄开学,至1932年他把全家接至上海,全家在此住了共五年。前三年,晓庄办得红红火火,妹妹和夫人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在晓庄担任指导员,母亲操持家务。陶行知工作繁忙,但因家在学校,生活方便,全家其乐融融。1930年晓庄被封,夫人受惊吓,落下病根。陶行知为避敌人通缉,匆匆离家,妹妹已去世,老母亲苦苦撑持家,两年得不到儿子一点音讯。五柳村凄风苦雨,老母以泪洗面,儿子无法读书。直到1932年,陶行知回乡把全家接至上海。此时,夫人已病入膏肓,不认识他了。

犁宫 南京晓庄师范大礼堂(右后为五柳村)

陶行知唯一的私产五柳村,于1937年毁于日寇炮火。这里,是他一生中最安定,最快乐的日子,也是全家在一起生活得最长的地方。1946年他回乡祭拜父母亲,五柳村已踪影全无,只有门口仅剩的一株柳树,在寒风中瑟瑟颤抖,与他相看无言,泪眼朦胧。

此后他再没有私产,没有后人可永久纪念的故居,但是千万座丰碑,建立在人民的心中,浩气长在,英灵永存。

来源:上海宝山官方微信

再见,陶陶居、莲香楼、广州酒家···老字号美食店只剩下这些了,来过这些地方才算来过广州!

走进这些老字号

才认识广州

走进广州的老巷子

好像走进了这座城市的内心世界

虽不完美,但真实不做作

而看着珠江新城、广州塔这些新建筑

更像是看着这座城市的鲜亮外衣

精心打扮,时尚而精致

然而我们知道那并不能完全代表广州

广州有很多老字号,现在却是买少见少

其实他们才是这座城市最宝贵的人文资产

不妨先走遍这 20 家老字号

才说你了解广州吧

莲香楼

百年莲蓉,香远益清

1889年,广州城城西一隅,一间专营糕点的糕酥馆开业,就是莲香楼前身。光绪年间,糕酥馆改名为"连香楼"。宣统二年,翰林学士陈如岳,宣统二年,翰林学士陈如岳,提议“连香楼”的“连”字加上草字头,于是就成了“莲香楼”。

广州莲香楼有"莲蓉第一家"之称。近百年来,莲香楼虽几经风雨,历尽沧桑,人事沉浮,而生意始终兴旺。老一辈的"莲香"职工自豪地说:“莲香开业至今,百多年来从未亏本”。

陶陶居

来此品茗 乐也陶陶

清代光绪年间,“葡萄居”开业,1927年茶楼大王谭杰接手,更名为“陶陶居”。

广州现存的最古老的酒楼,陶陶居以经营广州茶点和广东风味菜为特色,百年来一直是广式茶楼中的佼佼者,里里外外古色古香,马路边的柱上刻着当代书法家秦咢生手书民国时征联的典雅长联,还有栩栩如生的浮雕显出这老字号的大家气派。

广州酒家

食在广州第一家

广州酒家以经营粤菜而闻名,作为传统粤菜的代表,享有“食在广州第一家”之美誉,每年广交会期间,广州酒家以色、香、味、型、皿俱佳的佳肴美食,吸引着无数宾客。

名菜有有“一品天香”、“麻皮乳猪”、“三色龙虾”、“白玉罗汉”、“广州文昌鸡”、“百花酿鸭掌”等名菜和“娥姐粉果”、“蟹肉灌汤饺”、“沙湾原奶挞”等。

太平馆

首创广式西餐厅

创始人徐老高,原在沙面旗昌洋行当厨师,深得西菜烹调技术。后来他离开洋行在北京南路太平沙城垣太平更楼处开了一个专门煎牛扒的档口谋生,并因地命名为太平馆。广州市民习惯说:吃西餐,到太平馆啦。太平馆,也成为广州西餐业发展的一个历史见证。

近几年,太平馆经过多次装修改造,经营西餐更具特色和规模,除了保留原有的特色之外,加入了不少现代元素,餐厅内的环境怀旧幽雅,充满欧陆风情。

顺记冰室

西关人家的消暑圣地

顺记冰室由小贩吕顺首创,吕顺是广东鹤山人,因苦于生计而投靠泰国开冰室的姨妈,学得雪糕制作技艺,先在香港九龙开冰室,日本侵占香港后便回到广州。吕顺在十五甫(今宝华路85号)开设了顺记冰室。

南园酒家

园中有园,林中有林

南园酒家位于中国广州市海珠区前进路142号,是以潮州菜为特色的菜馆,是中国12家“国家白金五钻级酒家”之一,与泮溪酒家、北园酒家并称“广州三大园林酒家”。 1997年被评为“国家特级酒家” 。

北园酒家

山前酒肆,水尾茶寮

北园酒家是具有岭南庭园建筑色彩的园林式酒家,以经营粤菜而驰名中外,酒家的菜肴以清淡鲜嫩爽滑为主,具有广东菜的特色。酒家厅堂陈设布局,别具一格,古色古香,典雅华丽。北园酒家的精美点心,也出类拔萃,多姿多采。

泮溪酒家

泮塘水边有酒家

泮溪酒家的建筑布局具有独特的东方民族情调。酒家外围是绿瓦顶,青砖墙,花岗石脚结构,有古代庭院风格。大门有绿榕掩映,给人以清幽之感。酒家内,分布着三十多个造型优美的亭台楼阁式餐厅。

荣华楼

百年茶楼粤韵浓

一间已有13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茶楼,是仅存的四大百年老茶楼之一,也是有着粤剧演出传统的老茶楼。最新装修后重修开张,环境金碧辉煌。一盅两件又便宜又靓,还可以有粤剧听,其最出名的点心是“麻香酥”。

趣香饼家

专营糕饼,又脆又香

趣香饼家原是一间名为"佛有缘"的商店,以经营斋料为主,并兼营凉果杂货。1938年敬信义饼家的掌柜自立门户,看中了第十甫这一从商黄金地带,租下了"佛有缘"。为取意又香又脆,便易名为"趣香饼家"。

趣香饼家讲究经营之道,靠选料上乘与做工精细,保证质量,在40年代后半期已是驰名省港澳的饼家之一。

皇上皇

秋风起 食腊味

广州人从小吃到大的腊味店,经典粤系出品。店内出品非常多。超喜欢他家的腊肠,味道很赞,用来做腊味饭真是一流;肉干、腊鸭也不错,肉味浓、香、鲜。来广州玩想带特产回家,这里绝对是“不二”的选择。

沧州栈

最老的腊味店

沧州栈是广州第一间腊味专卖店,始创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也正是它使广式腊味有了第一个招牌称号,在全国腊味的生产和发展中贡献不小呢~

致美斋

民以食为天 食以味为先

源于明末清初的致美斋与北京“六必居”、上海“冠生园”、长沙“九如居”,合称为“中国四大名酱园”。致美斋积极引进先进的工艺技术和生产设备,而生产出酱香浓郁、品质优良的酱油,享誉海内外。

陈添记

美味贵精不在多

不求多而广,只求少而精,只卖三样小吃:祖传爽鱼皮、豉油王蒸猪肠粉和传统艇仔粥。不仅老广州人喜欢,很多香港、澳门的居民特意赶过来品尝。

百花甜品

店如其名 花款百搭

百花糖水,就如它名字一般,各种糖水应有尽有,琳琅满目,可最重要的还是那份多年不变的品质!糖水和配料熬好后,倒进一个小格子里,点完餐,厨房阿姨打开格子,麻利为你搭配糖水。

玫瑰甜品

小而精致的甜蜜

店面虽小,但整齐有格调。墙上满满的都是手写书法的菜单,还有一些可爱的漫画。玫瑰做的是创新的粤式甜品,适合年轻人口味。其中杏仁豆腐最受欢迎,清甜不腻口。

达杨原味炖品

想把碗也吃掉的滋味

达杨炖品店一开门,就聚集了一条等待第一轮炖汤出锅的人龙。大家为了喝一盅真材实料够火候的靓汤,排队等位,拼桌凑台,外卖打包都不介意。

最受欢迎的是原只椰子炖竹丝鸡或鹌鹑,常常是汤喝完了还要小心翼翼地把椰子肉一点点地刮下来,像是要把碗也吃掉一样。

回民饭店

城中风味

回民饭店建于上世纪50年代,不折不扣的老字号,位于越秀区西门口,回民饭店开发出具有广州风味的清真菜,称为“回菜粤做”。是回民和广州人共同的老字号。

坚记面店

长寿路上的伊面世家

由于伊面饼号称由一根长面条卷成,所以伊面又有长寿面的别称。坚记又位于长寿路,所以又有长寿路上卖长寿面这句话。

听说,在坚记这里吃面是有步骤的,第一口是先尝尝这汤,汤底都是拿虾壳、猪骨等去长时间的熬制而成的。所以先喝汤,鲜味无比。肥肥圆圆满是馅的云吞,因为皮薄,你可以看到里面的肉馅都透出来了。先尝一只云吞,很鲜味弹牙,然后再尝尝面,这才满足。

银记肠粉

以肠为王

讲到拉肠,银记在广州可以说是如雷贯耳!连香港美食家蔡澜亦曾亲临银记肠粉店,并执笔亲题“以肠为王”加以赞誉。

多年来,凭借质优味美的传统布拉肠粉驰名于省港澳,其肠粉以“粉薄、味鲜、爽滑、口感独特”而赢得了“白如玉,薄如纸,爽滑微韧,味道鲜美”的评价。

广州有些老字号

已经消逝在历史中

但希望,传承下来的这些

能在我们的见证下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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