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阳三峡文物园位于双江镇寨坝村，占地面积24.15亩，总投资1600万元。三峡文物园内的十一处文物景点复建前均位于海拔175米水位之下，因其重要历史价值，所以被国家三建委和国家文物局统一规划确定为异地搬迁和复制的保护项目。
迁建工程从2000年12月开始，到2008年底所有迁建工程全部竣工。2009年逐步完善绿化工程和专题布展项目，2009年10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文物园迁建工程在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下，文物工作者通过8年时间的辛勤劳作，将十一处文物古迹保持其原有风貌集中展示给我们，可以说是献给云阳人民的一份厚礼。
在三峡文物园，有一块节孝牌坊，你知道它背后的故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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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氏第十一代长子长媳，风轻云淡
六月的清晨，晨曦微吐。我从群益广场出发，沿着云阳县城被称之为“天下第一梯”的万步梯，拾阶而上！梯的尽头，望上仰，便是被冠以“万里长江第一寨”的盘石城，此时的盘石城，恰似一位身强力壮的将军，默默地守候着云阳这座美丽的县城！从盘石城往下看，那便是三峡文物园，她更像一位娇人的俏美人，偎依在将军的身旁，悄然注视着云阳新城的发展与昌盛！信步踏入园内，壮美如澜的节孝牌坊便赫然在目！
▲三峡文物园节孝牌坊
据记载，牌坊始建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原址位于云阳县高阳镇牌坊村，于2002年8月12日由沈阳故宫古建筑公司承接迁建，并于当年9月30日竣工，除少部分石构件由于年代的久远而缺失外，整体保存较完好，是现存节孝牌坊中保存较完善的。该牌坊高15米，跨13米，为石质四柱，五顶仿木结构，采用园雕、浮雕和线刻等手法。铭文秀美清晰，造型端庄秀丽，纹饰丰富而生动，表现出强烈的地方特色，具有较高的文化艺术价值。
▲原高阳镇夏氏节孝牌坊
▲原高阳镇夏氏节孝牌坊搬迁至三峡文物园的场景
据牌坊上铭文记载，其一位黄氏女士17岁嫁入夏家，在其28岁时，丈夫夏承才去世，留下其7岁的儿子夏荣泰。夏黄氏独自教养其子，照顾其公婆，儿子长大后学有所成，为儒林所所重用。后得两个孙子，夏德新和夏德中，夏德新曾到国子监读书，夏德中参加童子试（童子试指考科举的第一步，即未取得功名的秀才）。而后又得曾孙夏定成、夏定超、夏定闻，均勤学向上，五世勤劬（夏承才之父夏之文至其曾孙夏定成之辈），后辈大有所成。夏黄氏孀居四十余载，逝后由其儿子夏荣泰不懈努力，于1810年农历12月14日由嘉庆皇帝亲自御赐，并由官方出资建立起了这座节孝牌坊。当地村名也由此改名牌坊村。
▲夏氏夫妇合影
▲原高阳镇夏氏节孝牌坊圣旨及铭文
在当时那个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立牌坊，是一件极为隆重且不易之事。据当时规定，凡是进入国子监（国子监为封建社会最高的教育管理机构）读书和获得举人（清代科举考试分为四级，童生通过县一级的考试，称为秀才，秀才参加省一级的考试，通过后叫举人，举人就成为了国家在编官员，享受俸禄。）以上功名的人，经地方官府审核批准，批准后由官方出资建立牌坊即可。而节孝牌坊不同于贞洁牌坊，节孝牌坊审查更严格，逐级上报批准，最后由最高统治者直接封赠，才能建造。所以，当时夏黄氏节孝牌坊的御赐修建，对夏家人，是一种至高无上，无与伦比的殊荣。
▲夏氏节族谱
而今，这座古建筑经历了两百多年的风霜洗礼，夏氏家族从夏黄氏这代开始，已传承至现在的第十二代人。两百多年的风霜，夏黄氏后辈秉承夏黄氏遗训，“孝悌忠信”，恪守不渝，人才辈出。繁衍到夏氏第九代长媳，夏库氏库熙珍，她在上世纪那个社会极其动荡、经济极其潇条的环境里，承受着沉重的政治压力下，用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精神养育了其五个子女，三岁的小叔至幼父母双亡，也由其长嫂夏库氏养大，外侄儿也在其家里度过了童年。可以想象，那个年代里，要养活这么多口人，是多么的不容易！2015年清明，值夏库氏老人诞辰一百年之际，夏氏后辈一百多人成行，大多都是由千里之外赶回来，来到高阳陈址梁，为他们敬爱的夏库氏扫墓。因为夏库氏为夏黄氏的精神做出了典范！
▲原高阳镇夏氏子孙后代合影
一座牌坊，书写一个故事！
一座牌坊，就是一段历史！
夏黄氏节孝牌坊，不仅是一种饰物，更蕴含着的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精神！是中华古老文化的象征之一！愿我后辈夏氏一族继续秉承“孝悌忠信”的夏黄氏精神为我大云阳做出奉献！愿我夏黄氏节孝牌坊秉承的“孝悌忠信”精神在我大中华发扬光大！
（注：孝，指对长辈尽其孝；悌，指其兄弟姐妹相互扶持；忠，指对国家，单位，企业忠于职守；信，指信用，对所有人言而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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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文物保护
1992 年4 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兴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决议。1994 年12 月三峡工程正式动工兴建，至2009 年如期完成了初步设计任务。经过几年的试运行，2014—2016 年国务院组织开展了三峡工程整体竣工验收。文物保护作为三峡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于2016年完成了专项终验。为了总结和宣传三峡文物保护的丰硕成果，经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简称“国务院三峡办”）与国家文物局商定，决定编著《三峡文物保护》，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自然环境及前人的工作
三峡地区包括东起湖北宜昌、西至重庆的长江及其支流流经的地域。长江南北两岸分别有众多支流汇入。由于南部大娄山紧逼江侧而地势陡峭，北侧则是大巴山余脉，地势相对平缓，因此其北部支流较大，如嘉陵江、小江、草堂河、朱衣河、梅溪河、大宁河、龙船河、香溪等。而南岸除乌江外，其余均为一些较小的溪流。其东端为巫山，北靠大巴山山麓，南依云贵高原北缘，是中国东部和西部，面向海洋和面向亚洲腹地的两大地理单元的重要结合部之一，本身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这个地区主要是丘陵山地，极少平原，形成独特的山谷地貌，对古代人类生存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
同时又是沟通四川盆地和江汉平原的咽喉地带，同样对这个地区古代人类生存生活也产生重要的影响。三峡地区文物考古工作开始较早。19 世纪下半叶一些外国传教士、探险家，如布朗（J. C.Brown）、贝伯（E. C. Baber）等在重庆地区发现一些石器。1925—1926 年，中亚探险队的美国学者纳尔逊（N. C. Nelson）在三峡地区调查石器地点37 处（其中12 处地点采集到陶片）。20世纪30 年代，美国传教士埃德加（J. H. Edgar）也在三峡地区采集到一些石器。这些仅限于地面采集工作。20 世纪30—40 年代抗日战争时期，一些到此避难的中国学者也做过一些调查、勘测、发掘、搜集等工作。
20 世纪50 年代中期，因为有了兴建三峡水库的动议，文物考古工作也随之行动。50 年代末，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 年后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及湖北、四川两省文物机构等单位，对重点地段进行调查与发掘，其较重要的发掘有巫山大溪遗址、忠县井沟遗址和西陵峡沿江遗址等。70 年代为配合葛洲坝工程，重点对西陵峡地区古代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这期间还对沿江的洪水、枯水题记进行了调查。80 年代后随着三峡工程坝址选定，在坝区范围内对中堡岛、朝天嘴、杨家湾、柳林溪等遗址进行了重点发掘。这些年来，对西陵峡地区古文化遗存的发掘较多，而对隶属重庆市区域内的古文化遗存发掘的相对较少。总之，在三峡工程最后决策之前，三峡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规模不大，对涉及淹没的文物古迹的了解，不够全面和深入。
保护规划的编制
三峡工程正式启动以后，三峡文物保护抢救工作也随之展开，并坚持规划先行。
按照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简称“国务院三峡建委”）的工作部署，由国家文物局指定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两单位负责三峡工程淹没区及迁建区文物保护的规划事宜，并于1994 年成立了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简称“规划组”），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任组长，时任中国文物研究所副所长黄克忠任副组长，规划组成员有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徐光冀、古建专家组成员傅连兴。规划组下设办公室进行具体的规划工作，办公室组成人员除上述两单位的人员外，还借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承德市文物局、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人员参加。在过去调查、勘测、发掘基础上，规划组先后组织全国30 家文物保护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的300 余位专业人员，对三峡淹没区和迁建区展开大规模调查、勘测、发掘工作，全面掌握了地下、地面文物状况，为规划编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规划编制中，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和“重点保护、重点发掘”、“不改变文物原状（地面文物）”、“最大限度的抢救，力争把损失减少到最小”等原则，同时集思广益，先后召开了八次专家座谈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在规划中，地下文物方面，分别采取考古发掘、考古勘探和登记建档三类保护措施，其中考古发掘又分为全面发掘、重点发掘、一般发掘和小面积发掘四个等级；地面文物（含水下）方面，分别采取原地保护、搬迁保护、留取资料三类保护措施。
长江三峡工程淹没及迁建区文物古迹保护规划于1996 年编制完成，经专家论证通过，并经国务院三峡建委批准实施。规划成果包括总规划、分省（市）规划、区县规划和专题规划，共计32 本，280 万字；规划实施保护项目1087项，其中地下文物723 项，地面文物364 项。长江三峡工程淹没及迁建区文物古迹保护规划是我国在大型工程中，系统编制的第一部文物保护规划，对我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该项规划成果已于2010 年由中国三峡出版社正式出版。
保护规划的实施
三峡工程于1994 年正式动工，2009 年如期建成。工程分四期蓄水，文物保护工作要在各期蓄水前完成相应文物保护项目。同时，重点项目由于工作复杂，周期长，范围广，必须提前开展，如地下文物方面的双堰塘、中坝、李家坝、云阳旧县坪、巴东旧县坪、明月坝等遗址；地面文物（含水下）方面的白鹤梁、张桓侯庙、石宝寨、大昌民居、新滩民居等，需同步推进，才能保证保护工作如期完成。
湖北库区从1995 年投入工作，重庆库区（1997 年重庆成为直辖市，四川库区归属重庆市管辖）从1997 年投入工作。一省一市均成立了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国家文物局领导下，组织全国文物考古机构支援三峡工程文物保护工作。重庆库区由于任务重，市人民政府还专门聘请文物保护专家，成立专家顾问组指导工作。各文物考古队伍进驻工地，克服困难，战酷暑，斗严寒，全身心投入，许多队伍春节都不回家，坚持抢救工作。终于在2008 年6 月底，超额完成文物保护规划任务，保证三峡工程2009 年汛后试验性蓄水至175 米正常蓄水位的需要。
三峡库区实际文物保护项目达到1128 项，超出规划项目数3.77%。出土文物25 万余件套，其中较珍贵文物6 万余件套。地面文物364 项，其中搬迁复建132 项，原地保护文物62 项，留取资料169 项，仿古新建1项。对于搬迁保护的地面文物，在沿江各区县设置文物搬迁复建区，形成新的文物保护区和旅游风景区，使三峡文物得到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
主要收获和成果
三峡工程文物保护工作取得巨大的收获和成果。现分为地下文物、地面文物、博物馆和文物搬迁复建区略述之。同时已出版发掘报告70 余部，还出版多部专题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过去地面文物的修缮、搬迁、勘测，均未出版报告，是很大的缺失。而在三峡工程文物保护工作中，要求出版报告，是十分必要的。现已出版4 部，是可喜的开端。
（一）
地下文物
地下文物的种类有居住址、城址、墓葬群和冶铸遗址、盐业遗址、陶瓷窑址等，按时代略述如下。
三峡地区的旧石器文化包括古人类、古脊椎动物地点，过去知之甚少。现已发现70 余处，其中20 余处经过系统发掘，建立了从旧石器文化早期至晚期年代学框架。丰都烟墩堡遗址是三峡地区旧石器文化早期遗址，距今73 万年左右。丰都高家镇遗址属旧石器文化中期遗址，距今约10 万—5 万年。总体可归为我国南方旧石器文化系统。有的遗址出现带有北方地区旧石器传统的小型石器，这对研究古人类群体迁徙移动、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线索。
三峡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大约距今8000—4000 年，在发现的近百处遗址中，大体以瞿塘峡为界，其以东以西分属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系统，这可能与瞿塘峡山陡水急形成天然屏障有关。以东地区过去工作较多，如发现大溪文化，发展脉络较为清晰，总体可纳入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考古学文化区系。三峡工程中新发现的巴东楠木园遗址年代与城背溪文化相近，秭归柳林溪遗址年代要晚于楠木园遗址，但均有自身特点，它们与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的关系及其分布范围还要进一步研究。瞿塘峡以西地区，即渝东地区，过去几乎是空白，经过多年的工作，大体建立了新石器文化年代学框架，是该地区新石器文化的重大突破。早在规划阶段即发现老关庙遗址，并先后发现年代早的丰都玉溪遗址和年代稍晚的丰都玉溪坪遗址，以及忠县哨棚嘴遗址、中坝遗址、巫山魏家梁子遗址，可将该区新石器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目前，在考古学文化内涵、特征、命名上虽有不同意见和争议，相信随着资料的公布和讨论研究，认识会逐步趋于一致。
夏商周时期的峡江地区是古代巴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巴族、巴国、巴文化的探索是三峡工程文物保护工作的重点课题。发现商周时期可能与巴人有关的遗址百余处，这些遗址相当于商至秦灭巴蜀前后的不同时期，其陶器、青铜器确有自己的特征，特别是在巫山至涪陵间发现的如巫山双堰塘、云阳李家坝、开县余家坝、忠县中坝、万州中坝子、涪陵小田溪等多处大型遗址和墓地，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对巴文化的认识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和重大收获。这时期的考古资料还显示巴、楚、秦文化变化的格局。
秦汉及其以后时期发现300 多处遗址和墓地。秦汉时期三峡地区文化虽有地方特点，但已逐步纳入中原汉文化大格局之中。秦设巴郡，汉承秦制。云阳旧县坪遗址由于发现“汉巴郡朐忍令景君”颂德碑，从而确认该遗址为汉朐忍县故址。城址内发现秦汉时期的铸铜遗址、竹简、木牍、衙署遗址。遗址两侧的墓地，应是该城址的墓葬区。这时期的重要发现还有丰都槽房沟墓地出土的东汉延光四年（公元125 年）的铜佛像。大量秦汉至六朝墓葬的发现，说明这一时期人口增加，经济繁荣稳定，多为砖室墓，而崖墓、悬棺葬具有地方特点。三国时期这里的蜀汉墓虽然沿用东汉的埋葬习俗，但也有自己的特点。忠县发掘的乌杨阙和花灯坟墓地，为石阙和墓葬的关系增添了新的例证。白帝城遗址六朝时期的山城、唐代遗迹、南宋抗元山城、云阳明月坝唐代集镇、早前发现的唐代冉仁才墓、宋代巴东县城、明代东门头城址，均是历史时期考古的重要收获。同时，对古代盐业、冶炼业（含锌矿）、陶瓷业的发掘和研究，并开展多学科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
地面文物（含水下）
三峡工程的地面文物（含水下）种类有石阙、宗教建筑、民居建筑、石质文物、水文石刻、古桥梁、古代航运交通遗迹等。其中最著名的四大单列保护项目中白鹤梁水下石刻、石宝寨为原地保护，张桓侯庙为搬迁保护，屈原祠为仿古新建项目。
三峡库区最古老的地面文物是忠县的汉代丁房阙和无铭阙，两者均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已迁至忠县白公祠展示。
三峡库区有数十处宗教和祠庙建筑，其中有佛教寺庙、道家寺观、民间神祇庙堂、宗祠及天主教堂、伊斯兰清真寺，还有纪念历史人物的祠庙如屈原祠、张桓侯庙，祭祀水神的江渎庙、水府庙、王爷庙。这些寺庙建筑具有地方特色，在构筑技术、工艺及装饰艺术方面代表了当地建筑的最高水准。除忠县石宝寨等原地保护外，多采取搬迁保护。
三峡库区涉及民居百余处，包括街区、古镇、老屋群及单体建筑。穿斗式民居是最常见的建筑形式，建筑多带二层阁楼，有的呈吊脚楼形式。著名的巫山大昌镇已整体搬迁至大宁河北岸的西包岭展示开放；秭归新滩镇的江渎庙和民居群也搬迁至新县城附近的凤凰山展示开放。
石刻文物包括阙、塔、牌坊、桥梁、摩崖造像、石刻题记等。丰富的石刻题记、摩崖造像多采取原地保护。著名的瞿塘峡石刻是三峡一道靓丽的文化景观，从宋代直到民国，其中如《皇宋中兴圣德颂（公元1171 年）》等四款切割搬迁保护，其余八款采取加固措施原地保护。
水文石刻是三峡独特的历史文化，水涨水落与当地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枯水石刻有著名的涪陵白鹤梁、云阳龙脊石、丰都龙床石等，记录从唐代以来长江枯水时期的科学水文资料。涪陵白鹤梁已建成水下博物馆，云阳龙脊石已进行复制供人参观。宋代以来记录洪水的水文石刻也很丰富，留存至今的洪水题刻有23 个年份，最早的为宋代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3 年），最近的为1948 年。这些石刻不仅有文物价值，同时具有科学和应用价值。
长江自古以来是水上交通运输通道，由于江水湍急及险滩也给航运带来困难，古代先民积累多种办法克服困难，留下许多遗迹，如标定险滩位置的石刻；秭归“对我来”题刻提示行船避免触礁。洪水季节航行中断，在两岸绝壁开凿栈道，以便通行，著名的有瞿塘峡、大宁河、偷水孔、孟良梯栈道。纤道是为纤夫逆水牵引舟船开辟的通道。栈道和纤道都是古代人民与大自然斗争的记录，一般采用原地保护，或留取资料，有的栈道采取复建供民众参观。除水路交通，陆路交通多靠桥梁沟通。三峡地区有拱桥、梁桥和廊桥，多为石桥，颇具特色，如龙门桥采用搬迁保护，安澜桥采用原地保护。
（三）
博物馆和文物搬迁复建区
三峡文物保护工程中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为保护、利用这批文物，必然会促进博物馆的建设。早在20 世纪90 年代编制的规划报告中，即对博物馆建设编制了专项规划。
2005 年6 月，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落成并对外开放。2009 年，白鹤梁水下博物馆落成，是原址保存的记录千年以来的枯水石刻的博物馆。宜昌博物馆新馆主体工程也已落成。近些年来，陆续建成开放的博物馆还有兴山民俗博物馆、巫山博物馆、夔州博物馆、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开州博物馆、忠州博物馆、云阳博物馆等，这些博物馆集保存、研究、展示于一体，免费对公众开放，成为当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还有一些博物馆，如丰都博物馆、巫溪博物馆、石柱博物馆、长寿博物馆等，正在建设中。不久，三峡库区将实现各区县均有博物馆。
在三峡工程淹没区，一批地面文物将被淹没，包括宗教建筑、石质文物、古民居、古桥梁、古城墙等132 项，需要搬迁保护。根据属地管理和“集中复建，统一管理”原则，各区县的搬迁文物均在本区县内选择适当地点，统一规划复建，形成了秭归凤凰山古建筑群、巴东狮子包古建筑群、兴山古夫民居、巫山江东嘴文物复建区、夔州古城文化博览园、云阳青龙古建筑群、丰都小官山古建筑群、忠县文化生态保护区等文物搬迁复建区，成为三峡地区新的文化景点，供公众参观游览。
基本经验
三峡工程是我国最大的跨世纪的水利工程，同时也是我国最大的文物保护工程。三峡工程中的文物保护工作如前所述，取得令人瞩目的收获和成果。回顾20 多年的工作经历，总结其基本经验，是十分必要的，有利于今后的文物保护工作。
（1）首先要做好工程范围内文物勘测、调查，了解地下地面文物的种类、性质、年代、数量（范围）、保存状况，这是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前提。从20 世纪50 年代兴建三峡水库动议以来，有关文物考古机构做了不少工作，但远不够全面和深入。兴建三峡水库决策之后，对三峡工程淹没区及迁建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勘测和局部发掘，基本查清了文物点的情况。
（2）实行“先规划，后实施”的原则，编制一部切实可行的科学的文物保护规划，是做好三峡文物保护工作的基础。在过去的基本建设工程中，未正式编制过大型文物保护规划。在三峡工程十几年中，如何做好文物保护规划，是一项新课题。在调查、勘测、局部发掘汇集各项资料基础上，依据《文物保护法》的各项规定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根据文物本身的价值和保存状况，拟定其重要性次序，提出不同的保护措施，按照行政区域和类别，分别制定了分县（区）规划、专题规划、分省（市）规划和总规划，以及分年度计划。为文物保护的实施提供了遵循的依据。
（3）集中全国力量，高质量地完成三峡工程文物保护各项工作。在国家文物局及湖北省、重庆市文物局的组织和协调下，中央和20 多个省、市、区的225 所文物考古机构、大专院校的数千名文物考古工作者，开赴三峡工程文物保护现场，按照规划设置的项目和课题，实施多学科协作，奋勇忘我工作，保证文物保护工作任务超前全面完成。
（4）加强学术课题研究。在规划文本中，将地下文物和地面文物分为旧石器时代遗存（含古脊椎动物化石）、新石器时代遗存、夏商周时期遗存、秦汉及以后遗存、汉代石阙、宗教建筑、民居建筑、石质文物、水文石刻、古桥梁、交通航运11 大类别，逐类逐项进行文物价值评估，用于规划的具体制定。在每项评估中还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学术课题，并在工作过程设置学术课题，通过申请立项，VII拨付经费予以实施。同时，提倡多学科协作，以便取得更多的资料和信息，通过实际工作提高了学术和科研水平，培养了人才。
（5）地下文物考古实行领队负责制，对一个项目领队要负责到底，直到出版报告。忠县中坝遗址、云阳李家坝遗址都是工作6—7 年的大型遗址，坚持一位领队负责，既有利于出成果，也有利于出人才。针对不同遗址，选择合适领队，在取得领队资格的人员中，其学术水平不同，特别是大型遗址一定要选好合适领队，这是保证学术任务完成的关键。
（6）在实践中逐步建立了一套适合于三峡文物保护工作的管理办法和制度。文物保护项目首次实行项目法人制、项目合同制、工程招标制、工程监理制、质量终身责任制、评审验收制等，对文物保护项目经费管理、验收、文物安全、文物交接、资料档案等都形成了一套有章可循的严格的管理制度，为今后大型工程中的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7）加强组织领导、工作协调和过程管理。由国务院三峡办和国家文物局领导，会同专家组，每年对工地现场进行检查，考查工作进度、质量、课题完成情况，研究解决有关问题，同时也增进了双方领导的合作与交流。按照国务院三峡办和国家文物局的要求，开展三峡文物保护的综合监理工作，强化过程监督和实施管理。
（8）加强宣传贯彻《文物保护法》，增强队伍内部、工程部门、移民部门、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是做好三峡文物保护工作的可靠保证。
总之，三峡文物保护工作积累的丰富经验，需进一步全面深入总结。工作不足之处也需总结，引为借鉴。
今后还需进一步做好三峡文物保护工作，如消落区文物的抢救发掘，文物保护设施的进一步完善，已复建的景区进一步优化内容和环境，有条件的区县建设博物馆等，使三峡文物更多地供人民群众参观游览，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对三峡文物保护的丰富成果资料，要进一步全面深入研究，持续推进三峡文物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使三峡文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更多的贡献。
本文摘编自徐光冀先生为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三峡文物保护》所写前言。
三峡文物保护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国家文物局 编
责任编辑：王光明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8.03
ISBN 978-7-03-057131-1
目 录 前言 三峡地下文物保护 旧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 夏商周时期 秦汉至六朝时期 唐宋时期 元明清时期 三峡地面文物保护 重点保护项目 重要保护项目 宗教建筑 古代民居建筑 石质文物 古代桥梁 古代栈道与纤道 其他文物 三峡博物馆和文物搬迁复建区建设 博物馆建设 文物搬迁复建区建设 三峡文物保护大事记 后记（本期编辑：安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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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探历史文物之镇馆之宝#重庆三峡博物馆
窥探历史文物之镇馆之宝<一>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是一座”巴渝文化、 三峡文化、大后方抗战文化、移民文化、统战文化”的收藏、保护、研究、展示、传播为一体的综合性省级博物馆。历经60余年发展,现有藏品11.4万件/套(27.9万单件)，涵盖23个文物门类，逐步形成了“古人类标本、 三峡 文物、巴渝青铜器、汉代文物、西南民族文物、大后方抗战文物、瓷器、书画、古琴”等特色藏品系列。该馆具有“壮丽 三峡 ”、“远 古巴 渝”、“ 重庆 ：城市之路”、“汉代雕塑艺术”、“历代钱币”、“西南少数名族风情”、“历代书画”、“李初梨捐献文物”、“历代瓷器”、“巴渝旧事君应忆：高罗佩家族捐赠高罗佩私人收藏文物”10个常设展厅，年均推出临时展览20余个同时呈现《 重庆 大轰炸》半景画演示和《大 三峡 》环幕电影，形成了较为丰富的展览体系。在这里给大家重点的介绍几个镇馆之宝,
首先我们先看第一件宝贝
三羊尊
年代：商
质地：青铜
1980年出土于 重庆市巫山县大昌镇大宁河畔的李家滩，通高42.8厘米，原由巫山县文管所收藏，2005年６月调剂到 重庆 中国 三峡 博物馆，目前陈列在“远 古巴 渝”展厅。该器造型呈喇叭口、束颈、折肩、弧腹、高圈足。器身以云雷纹为地，上饰夔纹和饕餮纹；造型与纹饰总体呈中原文化商末时期的特征，而模糊的地纹，粗犷的铸造风格，又表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因此，三羊尊应该是巴人在商文化强烈影响下的一件自制重器，是迄今所见巴人故地最早的一件大型青铜容器。该器对于研究古代巴人的矿冶技术、文化进程以及商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鸟形尊
年代：战国
质地：青铜2002年出土于涪陵小田溪墓地。
通体长28CM、宽16.8CM、高29CM。整体呈鸟形，具有鱼嘴、鹰喙鼻、兽耳、凤冠、鸽身、鸭脚。通体饰细密的羽纹，在羽纹上有规律的镶嵌绿松石。造型、纹饰及装饰极其精美。
青铜器中的尊本是酒器，这件尊通体上下除鱼形嘴外，了无一孔，不具备容器的实用性，应系学习中原地区的鸟兽尊而作。其体轻、壁薄、中空，铸造难度极高。出土于巴人的贵族墓地，是研究巴人的审美情趣，工艺水平和铸造技术难得的艺术精品。该文物目前陈列在“远古巴 渝”展厅。
虎钮錞于
年代：战国
质地：青铜尺寸：高68cm，上径36cm，底径28cm，重30公斤。
1989年夏， 万州 甘 宁乡 发大水，这件錞于从红旗水库泄洪道巨石缝中被发现，由 万州 博物馆收藏。2005年６月，调剂到 重庆 中国 三峡 博物馆，目前陈列在“远 古巴 渝—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展厅。
錞于是古代的打击乐器，始于春秋时期，盛行于战国至西汉前期，在长江流域及华南、西南地区都有发现，其中以巴人故地发现最为集中，成为巴文化最具特征性的青铜乐器。这件錞于属战国晚期的巴人作品，其通体完整，音质优良，造型厚重，形体特大，有“錞于王”之誉。其上部的钮作虎形，栩栩如生，不怒而威，虎腿以漩纹勾画出神物特征，是巴人虎崇拜的又一重要例证。虎钮的周围，分布着五组“图语”：椎髻人面、羽人击鼓与独木舟、魚与勾连云纹、手心纹、神鸟与四蒂纹。这些图语对研究巴文化是极为重要的资料，其中羽人击鼓与独木舟已经被选取为 重庆 中国 三峡 博物馆外墙浮雕的中心图案。
偏将军印章
年代：西汉
质地：金“
偏将军印章”是1982年市民刘定全在嘉陵江边拾得，捐赠给 重庆 市博物馆收藏。此印系龟纽方形金印，通高2厘米，纽高1.2厘米，边长2.4厘米，重108.95克。含金96%。篆刻印文“偏将军印章”五字三行，前2字为第一行，中间2字为第二行，后1字为第三行，是一方汉代官印。据文献记载，偏将军系将军的辅佐，此官制始设于春秋，通常由帝王拜授，也有大将军拜授的。偏将军印沿袭了两汉官印制度，即官高者用龟纽，中下级官吏用鼻纽的制度。金制官印流行于汉晋时期，目前全国共发现26枚，两汉金印仅存15枚，为稀罕之物，至为珍贵。目前该件文物陈列在“壮丽 三峡 ”展厅。
景云碑
年代：东汉
质地：石
出土于 三峡 库区云阳县旧县坪遗址，东汉朐忍令雍陟于熹平二年（公元173年）为纪念70年前的朐忍令景云而立。碑文记述了景云的祖先由楚国迁入 汉中 、 广汉 等地，景云为官“政化如神”，深得人民爱戴等情形，反映了三峡地区的政治、地理、移民等史实，是目前 三峡 地区唯一出土的汉碑，具有极大的历史与文化价值。碑为浅灰色细砂岩，造型古朴。碑额正中雕刻妇人倚门像，左右为朱雀和兔首人身像，碑侧浮雕青龙、白虎。碑面打磨光滑，中间为隶书碑文，共13行367字，书法美，雕刻精，保存好，是汉碑中的精品，极具艺术价值。该碑由于南北朝时期即已入土，近年发掘获得，品相极佳，在存世的汉碑中十分罕见。该碑目前陈列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壮丽 三峡 ”展厅。
乌杨石阙
年代：东汉
质地：石刻砂岩，主阙通高5.4米，进深1.7米。
2001-2002年 忠县 乌杨镇将军村发掘出土。阙为古代宫殿、祠庙或陵墓前具有表征意义的楼观建筑，常左右成对。复原后的乌杨阙为重檐庑殿顶双子母石阙，自下而上由台基、阙身、楼部和顶盖四大部分构成，具有顶盖出檐宽、阙体收分大、构造简洁的特点，因而显得造型格外挺拔、巍峨。 阙身及楼部雕刻有青龙、白虎、凤鸟等纹饰，风格简洁平实。
宴饮乐舞车马出行画像石
年代：东汉
质地：石刻
1954年 成都 羊子 山东 汉墓出土，共计8件，每件长为98～230厘米不等，总长约11米，宽为45厘米。画像石均采用平面浅浮雕技法雕刻而成，其内容由两组画面组成：前半部分描写了作为高官的墓主人生前出行时宏大场面，其前有导骑、导车开路，中有骑吹乐手和护驾拥簇，主人高车驷马一路飞驰；后半部分则描写其家居宴享、观看杂技百戏的奢糜生活情景。
盐场画像砖
年代：东汉
质地：砖瓦泥质灰陶，近方形，长46.5、宽39.8、高6.7厘米。
成都 羊子山东汉墓出土。砖面图像反映的是汉代巴蜀地区制作井盐的场景。左下角是 盐井 ，井上搭有高架，架上装置滑轮，缆绳上挂着汲卤用的吊桶，高架分为两层，每层对立二人，合力提取盐水，居左者用力上提，居右者用力下拉。高架旁有处卤的器具，并有一竹枧经过山溪将卤水引至右下灶上的五个釜内。灶是长形的，一人于灶口拨火煮盐。其上方为重叠起伏的山峦，各种动物穿行其间，中间二人好像在运输盐包，右上二人正在张弓射猎。该画像砖生动地展现了汉代巴蜀地区制作井盐的劳动场景，为研究汉代巴蜀地区井盐生产乃至社会经济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牵马俑
年代：东汉
质地：青铜
类别：雕塑、造像
铜马高98、宽90厘米，铜俑高78.5、宽33厘米。 开县 出土，原收藏于 开县 文物管理所，2005年调拨至 重庆 中国 三峡 博物馆。铜俑由头、身和四肢分4小件组合而成，戴帽着履，身穿右衽宽袖长袍，腰间束带，左手侧上作牵马状，右手残缺。铜马由头、躯干、尾和四肢分7小件组合而成，张口露齿，巨目微凸，竖耳直立，作站立昂首嘶鸣状，其腰圆体壮，四肢矫健，造型雄健威武。铜马和铜俑保存基本完整，铜马形体高大、造型雄健威武，是 重庆 乃至巴蜀地区汉代同类器中的精品。
松石间意琴
年代：北宋
类别：乐器、法器
通长122.5、宽19.2厘米。1964年市人民法院移交。仲尼式，通体黑漆，面桐底梓，发小蛇腹断间流水断，鹿角霜灰胎，金徽、玉轸、玉雁足。腹面有“绍圣二年东坡居士”题字，旁有“坡仙琴馆”长方形朱印，另有唐寅、沈周、文徽明、祝允明等多位古代名人题字或诗。该琴系 重庆 中国 三峡 博物馆古琴文化推广的重点藏品，琴身上有苏东坡、唐寅、文徵明等十多位宋、明、清书画名家的题字或诗，是目前所见题识人数最多的一件古琴。
金带具
年代：南宋
质地：金总长约108厘米，最大宽约7厘米。
1986年 南川 县人民医院基建工地南宋石室墓出土，原收藏于 南川文物管理所，2005年调拨至 重庆 中国 三峡 博物馆。金带具一组16件，计有带扣2件、扣箍1件，方銙11件，椭圆形銙1件，挞尾1件。该带具采用了锤揲、掐丝、焊接等古代金银器的常用工艺制成，精致 大方 。纹饰主要有折枝花卉、回纹以及荔枝纹，其尤以荔枝纹最为精美。带具是古代附于腰带上的装饰品，有玉、金、银、铜等多种质地，宋代尤为重视金带。根据墓中出土墓志记载可知，该石室墓主人为张俣（1088～1155年），字子硕，潞州 潞城 （今 山西潞城 ）人。张俣前半生从军，历经对西夏、辽、金以及农民起义军的无数次征战，多次立功，累官至武功大夫。后半生长期担任地方州、军的长官，曾任 南平 军知军、 永康 军知军等职，政绩也颇为突出，为乡民所称道。该带具制作工艺精良、纹饰精美，且保存完整，有学者称全国同类完整的金带具仅有3件。所出墓葬的墓主人为两宋之际的武将，其墓志为研究宋辽、宋金战争以及 南平 军（治所在今 南川 ）的建置提供了重要史料。
杂景院画册
年代：南
宋质地：绢本类别：书法、绘画
绢本设色，纵13.8厘米，横22.3厘米。1950年王缵绪捐赠。杂景院画册是南宋时期马麟、林椿等7位宫廷画家的作品，共计8开，内容分别为《丁香黄蜂图》、《琼花真珠鸡图》、《丛花蛱蝶图》、《鹌鹑图》、《清风摇玉佩图》、《绿茵牧马图》、《葵花狮猫图》以及《荷塘清暑图》。其中3开钤有“御府图书”印表明该册曾为南宋宫廷收藏。该册著录于清代方濬颐 《梦园书画录》卷二，名称为“宋院画小品册”。此册封面为元锦，各祯衬纸是明代罗纹纸，又综合各帧钤盖的鉴藏印及画后题记，可见此册页传承有序：成画后入藏南宋内府，于宁宗癸酉年（1213年）由杨皇后赠予其兄杨次山；后由杨氏家族流传出，元代曾经重装，明代为项子京、项笃寿兄弟先后收藏 ；至明末清初为陆启浤所有，之后先后经清姚元之、周寿昌、方濬颐收藏；清末民国初为蜀中收藏家唐鸿昌、唐百川兄弟、以及王缵绪递藏；1950年由王缵绪捐赠给 重庆 中国 三峡 博物馆前身西南博物院。另有“秋屏珍玩”、“李氏秋屏珍藏”收藏章，考李秋屏或为清末文人李纬（字秋屏）。
仙山楼阁图团扇面
年代：元
质地：绢本
类别：书法、绘画
绢本设色，纵26.4、横27.5厘米。1950年王缵绪捐赠。此图无款，有跋等32则，与图合装为一册。首页有清代胡升猷题“ 赤城 霞灿”行书四字。封面为王澍（1668－1743年，康熙五十一年进士）楷书“ 天台 山图”四字。画面小巧精细。楼阁占去大部分画面，祥云缭绕，青山叠翠，上有仙人乘鹤，下有群仙云集，在如此小的画面上绘有人物百余。人物身高不足7毫米，头部仅有芝麻大小，而眉目清晰可见，衣裙飘逸生动。眉目之笔画细于发丝。屋瓦全用金线描，山石亦有金线勾勒。楼阁之窗棂，台基之雕饰，亭榭之栏杆，苍松之针叶，笔笔精细。傅熹年先生曾云，如此精细的古代小幅绘画作品，国内仅此一件。此图最早之收藏者潞王朱常淓（1607～1646年），后为梁清标（1620～1691年）、汤右曾（1656～1722年，康熙二十七年进士）所有。光绪间为胡薇元所有。胡薇元之后为王缵绪所有。1950年，王缵绪将其捐赠给西南博物院。胡薇元题记中曾提到袁世凯曾许以道台官职以换此画，胡亦未许。
玄宫之碑
年代：元
质地：石刻
高144.4、宽57厘米。1982年江北上横街 重庆 织布厂明玉珍墓出土。明玉珍（1329～1351年），是元末农民起义军的领导者之一，他在1357年率军从 湖北 入川占领 重庆，并相继攻陷 成都 等地，后于1363年在 重庆 称帝，建立大夏政权，改元天统。1366年，明玉珍死于重庆 ，史称“葬于江水之北”，或称“葬江北 永昌 陵”。玄宫之碑碑文中记载了明玉珍的籍贯、生卒年月，其起兵、入川、称王、称帝事迹以及与徐寿辉、陈友谅等人的来往情况，是难得的证经补史的材料。碑文称明玉珍墓为“叡陵”，可更旧载之误。
唐寅临韩熙载夜宴 图卷
年代：明
质地：绢本，
工笔重彩尺寸：纵31厘米、横548厘米。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描绘南唐大臣韩熙载因政治失意而与阁僚、歌伎放纵声色之事，该画对后世人物绘画影响颇大，明清时期多有临本。此卷为明代唐寅的临本并有所改编，是诸多临本中的佳作。唐寅，字伯虎，自称“ 江南 第一风流才子”，“明四家”之一。此卷设色鲜丽华贵，笔触精细，尤其是韩熙载的眼神，使我们能窥视到其痛苦、矛盾的内心世界，的确是“传神”之笔。此卷中两处唐寅的书法也为画卷增光添彩。自唐寅绘此卷后，数百年来为收藏者秘不示人，向不见著录，今一“醒”惊天下。目前陈列在 重庆 中国三峡 博物馆“历代书画”展厅。
何朝宗制观音像
年代：明
质地：瓷高：19.1厘米。
何朝宗是明代 德化 窑瓷雕大师，他刻意追求瓷的质地美与雕塑美。观音脸型饱满 大方 ，双目微闭，右手抚膝趺座，左手执如意，胸部饰璎珞。脊背处有“何朝宗”葫芦印纹。立像通体施象牙白釉，釉面温润如凝脂，雕塑手法细腻，线条流畅，衣纹处理似有随风飘拂之感。该文物曾参加全国精品文物展，并被《 中国 文物报》登在第一版正中该文物系 重庆 市博物馆旧藏，目前陈列于 重庆 中国 三峡 博物馆“历代瓷器”展厅。
齐白石四季山水屏
年代：民国
质地：纸质类别：书画纸本设色，纵138,厘米，横62厘米，共12条。1951年王缵绪捐赠。该作品创作于1931年，是齐白石衰年变法之后的经典佳作，齐氏主要以花鸟画闻名于世，其山水画存世数量并不如花鸟画之巨。而实际上他的山水画在他全部的创作中占据着重要的分量，是理解齐白石一生艺术历程、创作与思想不可或缺的部分。特别是在齐白石40岁后的一段时期，山水画成为他创作的中心内容，他“六出六归”的远游经历、创作心路都集中体现在山水画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梦游渝城》中所题诗中的“治园将军”就是这件文物的捐赠者也是 重庆 巴蜀中学的创建人、抗日名将王缵绪。王缵绪（1885-1960），男，字治易，号庢园居士，先后任国民党革命军师长、军长、集团军司令、 四川 省政府主席等。王缵绪是职业军人并数次从政，热心教育，喜好书法、诗词和收藏。
文工会成立时的签名轴
年代：1940年
质地：纸质
纸质72厘米。1983年翁植耘捐赠。1940年11月1日，国民政府政治部所属“文化工作委员会”在 重庆 通远门天官府正式成立，根据周恩来“要造一个声势，以显示我们的力量”的指示，以郭沫若为首的文工会领导层决定于11月7日晚在纯阳洞中古电影制片厂 新建 的“抗战建国纪念堂”（抗建堂）举办一次盛大的招待会，籍以扩大抗日救国的宣传和影响。当晚嘉宾陆续到场，受邀请的来了，没受邀请的也来了，空旷的大厅转眼间显得十分拥挤。到场的嘉宾相继在门口设立的签名台上签名。据统计，当天曾在签名轴上签名的人有327人，签名无法辨认有9人，名字不完整有29人，总数共365人。这幅签名轴此后一直挂在文工会办公所在地天官府的客厅墙上，陪伴人们度过了近四年的艰难岁月，成为文工会成立及活动的重要历史见证。
江竹筠烈士的遗书
年代：近代
质地：纸质
江竹筠烈士（1920——1949），女， 四川 自贡 人。幼年做过童工，1939年加入共产党。1940年任 重庆 新市区区委委员，负责学运工作。1947年4月随爱人彭咏梧去下川东发动武装起义。1948年6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关押于 重庆 军统集中营渣滓洞监狱。狱中，她经受了难以想象的酷刑，但坚贞不屈，被难友们誉为“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1949年11月14日在 重庆 军统集中营电台岚垭英勇就义。江竹筠烈士遗书写于1949年8月。她爱人彭咏梧已不幸在起义中牺牲，自己又身陷囹圄。面对死亡，她是从容无畏的。然而，在充满黑暗、暴力的渣滓洞狱中，却时刻思念着寄养在亲戚谭竹安家中的儿子彭云。于是，带着酷刑留下的累累伤痕，留下了这份遗书。信中告诫要培养孩子树立远 大理 想，为建设新 中国 献身，决不可娇宠溺爱，饱含着一个革命母亲对孩子的深切厚爱和殷切希望。读来感人至深，催人泪下。有的字着墨较重，大约是狱中书写工具低劣所致。这页手掌般大的遗书，对人们的教育、启迪作用是无法估量的。自陈列展出以来，广大观众无不为以江姐为代表的革命先烈崇高的思想境界所感动。遗书纵14.5厘米，横13厘米，淡黄色毛边纸。从右向左直行书写，字体娟秀。1950年，西南博物院发现后随即征集入库。现陈列在 重庆 中国 三峡 博物馆“ 重庆 ：城市之路”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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