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第一牌楼，系江南园林式建筑，仿明清牌楼风格，坐西朝东，砖石结构，以典型五斗拱式牌楼为建筑主体，十二柱七楼十三间，双层四角。牌楼飞檐峭壁，装修精美，气势轩昂。整个牌楼南北跨度86米，高21米，通体施朱漆，琉璃盖顶。牌楼正脊两端吻兽护顶，威武气派，四翼角尖塑龙首凤尾高高翘起。牌楼之下为四角藻井，二十四角垂莲座寿桃，金檐雕龙画凤，满目吉祥华贵。藻井内藏名家彩绘麒麟、兔、莲花及人物等，纷繁绚丽，令人目不暇给。牌楼采取中间为大，两边附以四栋小牌楼，呈阶梯状，向两边自然下藏，流露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谦虚、内敛的特有品性。走进牌楼，飞檐峭壁、雕龙画凤、金碧辉煌、气势雄浑。牌楼两边耸立着的两座四层高的塔楼，流光溢彩，南北呼应，一样的气势雄浑。远远望去，整个牌楼巍峨高耸，浑然天成，宛如画卷中穿透时空、隐约云雾之后的空中楼阁。
立于楼前广场，只见正面主楼斗拱之上所悬匾额“华夏城”三个金字，苍劲有力，熠熠生辉。巨柱之上三副楹联金光闪闪，字大如斗，主联是“神州九万里厚德载物；华夏五千年自强不息。”侧门联为：“龙腾凤舞驰宇宙，人杰地灵著春秋。”和“太平绘锦绣，盛世竞风流。”所书笔势飞动、大气磅礴，均由当代书法名家挥就。
牌楼面前50级花岗岩石梯，级长60米，共分三层，寓意连升三级。广场两侧及正前皆为三座汉白玉小桥，如同故宫前面的金水河美景。而牌楼之后却是另外一番雅趣：小桥流水、曲径通幽。
牌楼规模之大，世所罕见；景色之美，秀绝古今，可谓中华一绝。威海华夏城旅游风景区太平禅寺圣水观音夏园
登华夏第一谯楼——凤阳鼓楼（图）
安徽凤阳，朱元璋的故乡。坐上明朝开国皇帝后 ，朱元璋开始在凤阳建中都，其鼓楼又称中都谯楼，是中都城的重要附属建筑，也是至今为止国内最大的鼓楼。它建于明洪武八年（1375年），由台基和楼宇两部分组成，台基南北长72米，东西宽34.25米，高15.8米，是国内最大的鼓楼台基。门额上"万世根本”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在数百米之外也能历历在目。1995年，县委、县政府组织重建鼓楼，并且在鼓楼四周进行整体规划建设，现已形成繁荣的仿古商业旅游区。 2007年被国家旅游局授予AAA级旅游景区。
基上楼宇初建之时，“层檐三覆，栋宇百尺，巍乎翼然，琼绝尘埃，制度宏大，规模壮丽”。鼓楼与西边的钟楼相距六里，遥遥对峙于中都城中轴线的两侧。鼓楼是向全城报时的地方，旧时楼上设有“铜壶滴漏，铜点更鼓，以警朝夕”。鼓楼在建筑布局上有别于其它鼓楼而别具一格，东西向的布局是符合中都城总体规划的，也是对“席山建殿，枕山筑城”的中都城的点缀和平衡，因此把中都城宫阙衬托得更加雄伟壮丽。
鼓楼在建筑布局上有别于其它鼓楼而别具一格。东西向的布局是符合中都城总体规划的，也是对“席山建殿，枕山筑城”的中都城的点缀和平衡，因此把中都城宫阙衬托得更加雄伟壮丽。中都鼓楼初建之时，“层檐三覆，栋宇百尺，巍乎翼然，琼绝 尘埃，制度宏大，规模壮丽”。终明一代，凤阳鼓楼一直以其高大雄伟为国内之最，清朝以后，“谯楼归市”被列为凤阳八景之一。 鼓楼历史又称中都谯楼，建于明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
鼓楼是向全城报时的地方。旧时楼上设有“铜壶滴漏，铜点更鼓，以警朝夕”。鼓楼建成600多年来，几经沧桑，屡废屡建。台基一直保存完好，基上柱础排列整齐。1986年被列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华第一木楼”——飞云楼
晋南流传着一句谚语：“万荣有个解店楼，半截插在云里头。”解店是万荣县城所在地，插入云霄的解店楼，就是这飞云楼。它以楼体雄伟、凌空欲飞著称于世。万荣飞云楼与同属一县的秋风楼、以及永济的鹳雀楼、介休的祆神楼并称为“山西四大名楼”。
飞云楼是纯木质结构，为元明风格建筑，高23.19米，全楼斗拱密布，玲珑精巧，因其为纯木结构，无论大小接口，均为榫铆套之，被誉为“中华第一木楼”。和应县木塔相互辉映，并称为“南楼北塔”。
相传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秦王李世民十八岁起兵晋阳，东征西讨，开创了大唐一统天下的大业。不料，在唐高祖武德二年，王行本、吕崇茂居蒲州、夏县反叛，李世民随率师讨伐，直逼龙门关，途经解店、张瓮、古城，并在这三地屯兵扎寨，构成犄角之势。平叛后，李世民为了宣扬战功，就在这三处分别建东岳庙一座，并在解店、张瓮两处各建乐楼一座，其余两处的庙楼均已毁于战火，只有现在这座飞云楼及东岳庙，饱经风雨，历经各朝各代的多次维修后保留到现在。
建筑是凝固的历史。从唐宋开始到辽金元再到明清，各个朝代各民族的历史痕迹都留在了山西的庙堂、民居之上。那么，山西为何保留下如此大量的古建呢？原因有四：一是山西是民族融合、佛教兴盛之地；其二是晋商的巨额财富建设了古山西；其三是相对于其他地区山西受到的战争侵扰较少；其四是山西的干燥气候有利于古建的留存；因此，在千年后的我们还能与之邂逅实乃是我们的幸运。
飞云楼平面成正方形，实为五层，明露三层，还有两级暗层隐于平座之内。全楼翘掾翼角共有32个。每个翘角尖，山花向前，下用穿插枋和斜材挑承，造型独特、美观。似这种形态的我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物，还有北京故宫的角楼等。飞云楼的斗拱造型和结构极富变化，几乎每层斗栱踩数与昂翘形式都不相同。耍头有蚂蚱头、单浮云、龙头、卷云等数种不同样式；昂也有象鼻子和龙头造型，昂嘴有琴面式和如意头两种。楼内左右两侧有墙壁,前后贯通,是一种过街楼式的建筑结构，里面木柱林立，其中有4根通天柱直通楼顶，高度达15米。周围32根木柱巧妙连成棋盘状，共同支撑楼体。
飞云楼如同飞鸟举翼的建筑尽管长在深闺，但不管怎么看依旧都精美绝伦。《诗经》中曾经这样描述过宫殿的屋顶：“如鸟斯革，如翚斯飞。”说的就是飞云楼吧！
来源：运城阅读季
任见《华人姓氏源流全书》第一部华夏姓氏文化通论第三章华夏文化的肇始之地
本书（上下卷原书名《华夏姓氏源流考记》）曾被国家新闻出版署誉为重要历史文献。上个世纪初版，十七年前的2003年修订。现在由“搜狐”网独家连载电子版本。
本书由“华夏姓氏文化通论” 、“斑斓多彩的姓氏天空”和“中原移民史实考记”三大部分构成，是任见先生的重要著作，是姓氏文化和移民文化研究领域的重大成果。
本书以翔实的考据、科学的论证、精彩的思辨和斐然的文采阐述了中国古代姓氏的发生和发展，分析了华夏先民自黄河流域向各地播散的历史事实，考辨了古代中原人口迁入和移出的历史脉络。
从某种意义而言，本书几乎可以称作中华民族的族谱，而著者丰富的学识，优美、犀利的文风，深入浅出的全面解析，将读者领进神奇的文化之旅，思想之旅，因而这部规模宏大的文化研究著作又同时予人以阅读的享受。
本书再版于2003年，此后2012年和2017年分别有修订版。此为免除插图本，但原书插图的位置和图片名称，新的出版物还是做了标示，可供参阅。
任见《华人姓氏源流全书》 第一部 华夏姓氏文化通论第三章 华夏文化的肇始之地
一
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植根于河洛地区的一种地域性文化。
河洛，是黄河与洛水的简称，河洛地区一般指洛河流域和黄河中游地区。
关于河洛地区的界定，有的研究者认为，以洛水和嵩山为中心，包括汝水、颍水上游地区，它北起中条山，南达伏牛山，东至京广铁路，西至潼关，与今河南省的西部和中部地区大体相当。
所谓河洛文化，即指这一地区的文化。
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中原文化深沉厚重，河洛文化博大精深。中原文化和河洛文化丰富多彩，广及诸多领域。
河洛文化的时间跨度很大。其上限可上溯到传说中的伏羲时期，其下限则一直到今天。
但是历史发展到近代，由于交通的发达，人们频繁播迁杂居，西方文化的影响，各个地域的文化特点日益消泯，因而考察河洛文化的源流，一般以鸦片战争爆发的一八四零年为下限。
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地域文化，河洛文化曾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
二
一个时期以来，“文化研究”渐渐“发热”，各种文化都被发掘和研究起来，精华研究与糟粕翻晒并行。关于中原文化和河洛文化的研究，大部分学者秉持了科学的观点，取得了翔实有据和较为系统的成果。
要明确河洛文化在中原文化乃至华夏文化中的地位，必须弄清楚河洛文化与中原文化、炎黄文化的关系。
炎黄文化，指的是远古传说时代黄河流域的文化，而中原文化指的是中原地区的文化。
狭义地看，中原文化至少是河南的地区文化。广义来说，中原地区指以今河南为中心，包括河北、山东、陕西部分地区，亦即炎黄文化区域的中心地带。
在古代，中原地区的东部由于水患等自然条件的局限，远没有中原地区的西部——河洛地区更适宜人居，于是，在相当漫长的远古历史时期，河洛地区的文明发展是领先的，因而河洛文化不仅是中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原文化的主流所在。
这个观点，古代先贤在他们的著述中业已明确指出。
《尚书》谓之：尧沉璧于洛，玄龟负书，背中赤文朱字；舜礼坛于河畔，黄龙负图出水。《史记·封禅书》称：“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
中华民族亦称华夏民族。对于“华夏”一词来源的考证，学术界已有定论，“华”和“ 夏”实际上都是氏族部落名称，即“华胥”部落与“夏”部落，亦是地名、国名，“华”与“夏”均在河洛地区。
三
无疑，河洛文明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泉之一，而且长期处于领先的地位。
说它是源泉，因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河洛文化历史悠久，影响深远。
从裴里岗文化到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从七八千年前至今，一直延续不断，前后相接，形成一个连绵不断的文化发展链。
正是这样的一个长期发展的文化，哺育了中华民族的祖先，影响了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
说它处于领先地区，或者说它是个中心之一，是因为河洛地区是中央地区，四通八达，中岳嵩山就在附近，远古以来一直是华夏先辈活动的中心地区，也是政治中心。
位于洛阳偃师的二里头遗址考古有一个重大发现，发现了宫殿遗址，而这个宫殿遗址是四千年前后政权中心的所在地。
四千年前后是什么时代呢，正好是伏羲到炎黄活动的时代。
炎黄之后，夏商周活动的中心，也都在这个地方。
公元前七百七十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在这块“天中之地”上，东周诸王经营了长达五百一十五年的辉煌岁月，留下了影响至今的厚重文化。
二零零二年底，洛阳市在进行东周王城文化广场建设时，在广场工地一万六千平方米的钻探面积内，发现了三百九十七座东周时期的墓葬和十八座车马坑。在其中一座面积最大的车马坑内，还出土了由六匹马驾驭的“天子之乘”。
“天子驾六”大型车马陪葬坑，原地原址已修建遗址型博物馆。
车马坑规模大，车子类型多，摆放整齐，气势宏伟，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驾六”遗存。
“天子驾六”与“天子九鼎”一样，是神圣不可僭越的。
先秦时期，马车不仅是代步与炫耀身份的工具，更是战争中最主要的“攻守之具”。
战国以后，战争由过去的“中原逐鹿”扩大到北方山地和江南水乡地区，战车才逐渐失去了以往的重要地位。
汉代以后，曾盛极三代的战车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但“驾六”作为一种礼制并没有退出历史。曹操经不怎么当家的皇帝恩准，才敢享受“驾六”待遇；陪葬于唐太宗身边的“昭陵六骏”，更是名扬四海。
所以，河洛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但不是一般性的，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重要源泉之一。
很长时期之内，河洛是政治的中心和文化的中心，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河洛文化作为中心文化，对周围有吸引作用和辐射作用。它既有强大的吸收、包容、凝聚的力量，把周围的文化收纳过来，同时，也有辐射作用，把自己的文化传播出去，渗透出去，影响周围的地区。
可以形象地用文化旋涡来说明这个问题。
旋涡有强大的推动力，把自己推出去，又有很强大的吸引力，把周围吸引过来，这个旋涡促进了自己文化的发展，也带动了周围文化的发展。所以，河洛地区的文化在中华文明中起着带动的作用。
四
一九五七年之后，洛阳考古发现中的打制石器分布在渑池、灵宝、三门峡等地，距今约四、五十万年前，相当于北京猿人时期，而在洛阳凯旋路东侧发现的旧石器晚期石器约在距今五万年前。
这些发现都说明河洛一带是原始人类最早活动的区域之一。
当人类进入新石器时期之后，种植开始出现，河洛一带发现了这个时期的粟类种子。
一九七六年发掘的洛阳西南的西高崖遗址，有当时人们种水稻的痕迹。
石器的发现有石斧、铲、锯齿刀、石镰、石磨盘等。
从以上考古发现可以推断，新石器时期的人类在河洛地区已开始出现定居生活状态。
新石器中晚期的河洛一带，以洛河两岸阶梯形的台地上的文化遗存最为丰富。
以仰韶文化为标志，在洛河流域，开始出现了村落和制陶业，产生了彩绘并有了与其生活相关的简单图画。
以母系氏族文化为特征的经济形式开始出现，并渐渐发达，原始人类对鱼蛙等图腾崇拜也开始萌芽。
这一时期，河洛地区的先民聚落已经是相当的稠密了，从洛阳的王湾遗址、矬李遗址、孙旗屯遗址、东马沟等遗址来看，出土遗物不仅量大丰富，而且石器制作精美，特别在矬李遗址中还发现了水井，这说明河洛先民在这一时期，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
登封王城岗与偃师二里头两座遗址说明河洛地区自原始社会的晚期已进入文明时代。
王城岗遗址为龙山文化中期产物，历史典籍中常称“禹都阳城”，而禹都之地基本上可以推断为所发现的王城岗遗址，表明夏族活动在河洛这一区域，到了偃师二里头文化的发现，考古学界基本上已断定了在夏朝四百多年间活动的区域大致都在河洛一带。
夏文化不仅有城邦、有青铜器，同时也有了文字符号。
夏是在原始部落的基础上合并起来的国家，这正说明其时父系氏族已经发展到了顶峰阶段。
夏的时期，河洛地区的先民已摆脱了单一农耕生活，产品有了剩余，使手工业的出现成为可能，并有了以货币为主要形式的产品交换，从而进入农、猎、渔、手工多业合一的生活。
生产的发展，又必然产生与其相适应的文化。最突出就是随着国家的建立，由对众多图腾的崇拜演变为单一对天的崇拜、围绕着以帝王皇权为中心的崇奉观念衍化成一系列忠亲节孝等伦理，这是农业民族由原始文化走向封建文化的转折时期。
从众多的考古发现可以看出，史前时期的河洛地区不仅人口稠密而且率先摆脱了愚昧的束缚，跨入了文明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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