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门楼及三栋硬山式建筑
类别：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时代：1956年
地址：老城区周公路5号院
手铲释天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7年度田野考古汇报会（上）
2017年12月25日上午，为期两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7年度田野考古汇报会在社科院考古所八楼报告厅如期举办。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考古处负责人张凌、王铮出席。考古所史前考古研究室、夏商周考古研究室、汉唐考古研究室、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33位学者对2017年度各自田野考古项目进行了汇报。本次汇报涉及的遗址覆盖面广、时代跨度大，同时包括两项国外发掘工作，田野考古成果丰硕。与会各位专家学者在聆听报告的同时，提出问题，相互探讨并发表自己的观点。报告会思想碰撞、精彩纷呈。
会议现场
会议现场
河北泥河湾盆地西白马营遗址的考古发掘与调查
周振宇
西白马营遗址位于河北阳原县西白马营村南。2017年考古队对位于西白马营村Ⅰ区，Ⅱ区和东白马营村东侧的Ⅲ区进行了发掘。Ⅰ发掘区文化层堆积较厚，包含遗物丰富。特别是第9层内出土的动物化石、石制品数量极其丰富，而且石制品人工痕迹明显。石核、石片、砍砸器等石器比较集中，并发现少量烧骨、鸵鸟蛋皮等。初步推断该区域为一处长期狩猎、石器加工和活动的主要场所。Ⅱ发掘区出土文化遗物2200余件，出土了丰富的动物化石和石制品并发现古人类生活面。Ⅲ发掘区出土各类遗物近万件，包含石器、骨器、动物化石、烧骨、鸵鸟蛋皮、碳粒等。发现数个人类活动面，包含用火遗迹、以及大型石板、砾石砍砸器，周边分布有大量动物化石和石制品。通过系统测年，可确定遗址最早一期文化层距今5万年左右，为探寻泥河湾盆地距今2-5万年人类生存模式、对环境的选择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郑州地区旧石器晚期及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址的调查
李永强
2016年考古队对郑州地区溱、洧河及下游双洎河流域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取得了初步成果。为进一步加强中原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考古学研究，2017年对郑州西南丘陵地区开展了系统考古调查。至今，已调查发现旧石器及化石地点16处，裴李岗文化遗址1处，其他先秦时期遗址20余处，流域内遗址分布十分密集。旧石器时代遗址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位于河湖相沉积中部，以梨园河西南、袁河西南、袁河西北等地点为代表，少见石片，多为化石沉积；第二种类型位于河湖相沉积边缘边滩，以李宅西南为代表，堆积中含大量螺壳、石片；第三种类型位于河湖相沉积顶部台地褐壤土层，基本是原生堆积，以梨园河西、西咀西北、袁河西为代表，其中袁河西地点以黑色燧石石片为主，见有刃部经二次加工痕迹的石片工具，其余遗址石片多为石英质料。本次调查全面弄清了该区域旧石器文化分布的三种类型，发现了几处旧石器晚期原生地点，对进一步开展遗址发掘和研究工作将起到极大促进作用。
贵州牛坡洞遗址的考古发掘
付永旭
自2012年10月进行第一次考古发掘至今，牛坡洞遗址已经持续进行了五次发掘，为黔中地区建立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年代序列提供了重要资料。2017年在A洞内主要发现了三个不同时期的活动面。这些活动面主要是由大量小型的角砾铺成，中间夹杂有兽骨、石器等遗物。另发现有一座属于第二期的墓葬。B洞主要清理了洞口外左侧的墓葬区。目前发现至少5座墓葬，大部分墓葬情况比较特殊，骨架较乱，无固定的葬式和墓坑，非正常埋葬方式，尸骨上均压有巨石和大量碎石，推测可能属于灾难性现场。出土了大量石器，其中以各种类型的燧石、硅质灰岩等为主要原料的细小打制石制品为主，骨器和陶器数量较少，骨器主要是骨锥和骨铲等。陶器破碎严重，器形不明，以夹砂灰陶为主。同时遗址中发现了大量水、陆生动物遗骸，经初步鉴定，包括中华田园螺、狗、熊、虎、亚洲象、猪、梅花鹿、水牛等。植物遗存主要有朴树籽、猕猴桃、葡萄等。这些资料对认识牛坡洞史前人类的生业方式、经济技术、环境构成和构建该地区史前文化序列具有重要意义。
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的调查、发掘与研究
付永旭
2017年在海南三亚英墩遗址发现了一座墓葬，葬式为侧身屈肢葬，墓主为男性，骨骼保存基本完好，这是目前所知海南地区保存最为完好的墓葬。并发现了早于6000年的文化遗存，为遗址的早期，陶器以夹砂红褐或灰褐陶为主，陶胎较厚，器型均为典型的深腹钵形釜。经过历年发掘，可以确定英墩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堆积丰厚，遗物丰富，在整个华南地区都十分难得。后海遗址西北距英墩遗址约0.5公里，后海遗址发现的遗物主要为陶器和石器，根据地层堆积和器物特征，可将遗址暂分为三期，第一期的遗物主要为陶器和石器，陶器多为夹砂陶。第二期遗物均为陶器，分泥质陶和夹砂陶两类，泥质陶可见到慢轮修整的痕迹。第三期遗物为陶器，多数夹细砂。遗址总体特征与英墩遗址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历年在海南东南沿海的发掘，逐步建立起这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为研究南岛语族的起源和迁徙提供了重要资料。
安徽蚌埠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发掘
张东
为配合国道206（蚌埠至淮南）拓宽改造工程，2017年2月至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队对道路东侧24米范围内进行了考古发掘，获得了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暂将遗址划分为北部（6区）、中部（5区）、南部（2区和3区）三个发掘区。以北部和南部的收获最为显著，北部发掘区（6区）发现了集中分布的双墩文化遗存，包括汉代墓葬30余座，窑址1座，龙山文化灰坑1个、灰沟1条。双墩文化灰坑70余座，大型墙基槽1处，活动面１处,红烧土坑近20个，柱洞170余处。其中大型建筑基槽和密集分布的柱洞的发现，为我们初步揭示了双墩文化时期居住址的面貌。南部2017年共发掘7600余平方米，以龙山文化遗存最为丰富，包含台基2处，壕沟5条，墙基槽3条，柱洞16处，灶址1处，灰坑32处。另外散布有两汉至南朝墓葬22座，窑址8座。其中以2区和4区分别发现的两处大型台基最为重要，这些台基可能和以往发现的祭祀台基密切相关。
会议现场
福建明溪南山遗址及平潭岛史前遗址的考古发掘
周振宇
根据历次发掘的地层堆积和出土文化遗物，可将南山遗址分为五期，年代为距今5800-3500年，时代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第一期至第三期文化仅分布于洞穴，第四期至第五期文化主要分布于山顶发掘区。2017年的发掘工作发现了大量的遗物遗存，尤其是第三期发现了五座墓葬，其中保存较为完整的人骨遗存，是福建地区除昙石山遗址外最为重要的发现，为研究当时人类的体质特征等问题提供了十分可贵的资料。另外，第二、三期文化层发现了大量植物遗存，经初步鉴定，以植物种子为主，分属于38个不同的植物种类。农作物以水稻和粟、黍为主。另外，还发现有梅子、柿子、猕猴桃、葡萄等鲜果类。其中发现的水稻遗存为目前武夷山东麓地区发现最早的水稻遗存，出土的属于第二期的粟和黍则是目前华南地区发现最早的小米遗存，为探讨华南沿海地区的稻作农业，特别是粟作农业的来源等问题提供了新线索。除此之外，考古队还对平潭岛东花丘遗址和龟山遗址进行了发掘，其中东花丘遗址发现的两座墓葬属夏商时期，随葬陶器极为丰富，填补了闽江下游该时期的考古学空白。
湖北沙洋城河遗址的考古发掘
彭小军
2017年对城河遗址中部台地和西北高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在中部台地的南侧区域发现小型房屋、黄土台、黑灰土、瓮棺等遗存。黑灰土呈东-西向带状多层分布，位于黄土台外坡下端，且与黄土台的走向基本一致，并出土大量近乎完整的陶甑。大型建筑北侧区域存在密集的陶片堆积，可能与大型建筑的废弃有关。考古队还对王家坝地区的墓葬进行了发掘，发现了二层台的迹象和墓葬中存在瓮棺葬的现象，这些为研究当时的葬俗提供了重要资料。根据目前的考古发掘和调查，推测王家坝地区可能为城河遗址的墓葬区，这为研究遗址的布局、功能分区、分析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城址的聚落布局提供了新线索。
甘肃临洮马家窑遗址的考古发掘
郭志委
2017年在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马家窑遗址南部巴马峪沟北侧的瓦家坪和巴郎坪两处台地上。瓦家坪清理出不同时期房址1处、灰坑23个、沟2条。巴郎坪目前已清理出房址3处、灰坑22个，两处发掘区出土了大量陶、石、骨等遗物。瓦家坪F1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发现了白灰地面、墙壁、灶、铺垫层等，初步推断为齐家文化时期的房址。2017年考古队继续对大灰沟G1进行了发掘，重点解决大灰沟局部具体形制和堆积过程的问题。西部位置拟通过此前两次解剖和钻探所获线索，重点解决灰沟向西延伸的走向、范围及其性质问题。通过两年的考古发掘可知大灰沟大致呈西北-东南向，底部较平，两侧较陡直，沟内堆满不同形状和性质的堆积，下部为马家窑文化的遗存，上部为齐家文化遗存。这条灰沟的性质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察。巴郎坪F4被多个灰坑打破，具体形制不甚清晰，可辨有灶、铺垫层，可能为马家窑文化偏早阶段的房址。灰坑多为袋状。此次发掘还出土了一件口部略残的彩陶器，颇为难得。
四川成都青白江三星村遗址的考古发掘
叶茂林
为配合基建，考古队对三星村遗址新区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揭露3000多平方米，出土了大批遗迹遗物。发现墓葬和灰坑等遗迹，许多特殊的灰坑及特殊埋藏现象，说明这一地区具有明显的特殊性质，初步判断可能是具有祭祀性的遗存，这一地区处于整个遗址的东南侧，地势较高，与遗址主体范围断续相连，这可能与当时的某种特定环境相关。在清理的宝墩文化墓葬中，出土有象牙制品和圆形玉器，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资料。最为重要的是出土遗物，尤其是陶片很清楚地显示出宝墩文化向三星堆文化的过渡性，是成都平原发现的最接近三星堆文化前期的史前遗存，从陶器演变上把宝墩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发展关系表现得更清楚，衔接得更加紧密，为宝墩文化发展到三星堆文化的观点，提供了最新、最直接的考古证据，这是本次考古发掘工作最大的收获。
辽宁大连鞍子山积石冢的考古发掘
贾笑冰
2017年对积石冢的上部进行了试掘，发现了大量陶片和少量石器，说明山顶早期应存在积石冢。共清理墓室133座，墓室平面呈长方形或方形。每个冢体早期墓室均建在山脊上，其他墓室建造偏晚，沿着早期墓室向西坡续建而成。出土遗物包括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等。其中出土陶器中的磨光黑陶、蛋壳陶、单把杯等具有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出土的玉器中，以牙璧和方璧最具特点。经初步考察，这一积石冢遗址的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积石冢是沿着山脊从上到下、从早到晚的顺序排列的。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所有积石冢都分布在沿渤海方向，我们不禁推测，这是否与它的来源有关呢？是否与红山文化的积石冢以及整个欧亚草原有关？这一积石冢遗址的发掘丰富了大连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石墓文化的考古资料，为研究辽东半岛先秦时期积石冢墓葬形制和结构及探讨积石冢的源流问题提供了线索和资料。
新疆温泉呼斯塔遗址的考古发掘
贾笑冰
呼斯塔遗址是博尔塔拉河流域的一支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2017年的考古发掘工作主要是在黑山头和冲积平原进行。冲积扇部分发掘一处由长方形主体建筑、前室、西侧室、院落和院墙组成的大型居址，面积达5000多平方米，这是目前已知的西天山北麓青铜时代早期面积最大的建筑组合。在主体建筑西南角，发现一座祭祀坑，出土了人骨、陶器和铜器等遗物。这一建筑组合对认识这一地区青铜时代早期的社会结构和发展阶段有重要意义。大型建筑北侧，发现一道由西墙、北墙、东墙构成的“倒U字”形墙体，长450多米，局部可能存在出入口、门房、墩台等结构，这道墙、大型建筑组合及其他居址建筑组成了面积10余万平方米的呼斯塔遗址核心区。在黑山头发掘出两座居址，在居址地面上还发现了两具完整的马头，为解决中国家马起源问题提供了实物资料。遗址中出土的石磨盘、磨棒和牛、马等动物骨骼的出土，为进一步探索这一地区的农牧业起源、发展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宫城门址的考古发掘
高江涛
2017年的考古工作基本完整揭露了宫城东南拐角，是一处出入宫城的东南角门址，同时，最大规模的揭露了形制特殊的南东门址。宫城城墙东墙Q10与南墙Q16之间存在缺口，位于宫城东南角，缺口宽6.8米，应该是一处出入宫城的侧门，比较重要的是，缺口处靠Q10内侧为一夯土基址，这可能是该角门的内墩台。Q16在此拐角处继续向东延伸，整体呈“L”形。通过解剖发掘，可确认Q16和Q10均存在陶寺文化早期与晚期两期城墙基槽，而内墩台为陶寺文化晚期修建。宫城南东门位于宫城南墙Q16东段，仅余夯土基槽部分，平面近似“阙楼式”城门，其中西侧夯土基址保存基本完整，与宫城城墙Q16相接并连为一体。东侧基址被大南沟破坏较多。通过解剖发现，西侧夯土基址年代为陶寺文化晚期，因此推测陶寺文化早期时门址所在只有始建的宫城南墙，中期继续使用，晚期改建或重建并向外接出两侧夯土基址，形成类似“阙楼式”的门址。这一门址具有较强的防御性。
二里头遗址宫殿区5号基址的考古发掘
王振祥
为进一步摸清5号基址的布局、始建、变迁和废弃年代，2017年考古队继续对这一基址进行了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发掘工作主要集中在5号基址的2号院，经发掘确认，2号院西侧仅有夯土基址，并无房间，东侧有2房间。5号基址范围内出土的灰坑，时代从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四期均有分布，其中位于4进院东南的一处灰坑内出土了4块完整的卜骨。4进院内第2室南部的一处灰坑底部则出土了有基本完整的大型陶器。通过发掘表明，5号基址的夯土质量很好，发现了不少清晰的夯土层面和排列不规整的夯窝，与以往其他基址不同，可能不是集束棍夯打而成，5号基址的修建和使用年代均为二期，在二里头文化三期早段时期彻底废弃。
河南安阳市大司空东地的考古发掘
牛世山
2017年发掘集中在2个地点，一处为偏北的殷墟内村民安置区基建考古项目，另一处为偏南的大司空棚户区改造基建考古项目。殷墟内村民安置区工地发掘面积3300多平方米。出土了房址、灰坑、道路等重要遗迹。其中道路共有5条，均为东西向，路面宽度不一，路面发现有车辙，轨距约1.2米。房址3座，仅余基槽，单个房址的面积不大。其中F6的排水道底、侧板为砂岩砌筑，为以往未见。发现甲骨窖藏1座，编号为H279，口径1.8米，出土甲骨无字较多。并发现带一条墓道的大墓一座，靠近椁顶填土中出土一狗，东二层台上有一牛腿骨，北二层台一个殉人。南二层有1件石磬，还有鳄鱼皮、木质锡朽痕。附近还发现有2座车马坑。本年度发掘中发现的商代不同宽度道路和灰坑、水井、墓葬等众多遗迹现象，为进一步确定殷墟洹北地区商代道路和聚落结构提供了新材料。
河南安阳大司空东殷墟村庄安置区的考古发掘
申文喜
2017年在这一区域共清理出四条带车辙的商代道路，分三层，上下叠压，走向均呈东南--西北向。在发掘区东部东西向道路的南北两侧，发现70余座商代夯土房基，单体面积均较小。多数房基被后期的灰坑等遗迹叠压打破，保存状况较差，大部分仅存基础部分。商代墓葬共清理200余座。绝大多数为长方形小型墓葬，以殷墟三、四期为主。葬具多有木棺，葬式流行单人仰身或俯身直肢葬，随葬器物种类较少，多为陶器，少数墓葬规模较大，其中M105中发现木椁，椁西侧则殉葬一人，出土了一套青铜礼器。最为重要的是在发掘区中东部，发现二十余座较为特殊的小型墓葬，这些墓葬均南北向，排列有序，大多用砖砌成棺状，多数有木棺，人骨保存较差，均仰身直肢。几乎每座墓都随葬有铜（铁）鍑、陶罐各 1 件，墓内除出土玛瑙串珠、金耳饰、青铜带具、短铁刀等具有明显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特征的器物外，还出土博局纹铜镜和五铢钱等随葬品，可看出与中原文化融合的迹象。初步判断，这些墓葬的时代为东汉晚期到魏晋时期，可能为定居在中原、汉化明显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家族墓。
河南豫北纱厂棚户区改造第二期的考古发掘
岳洪彬
豫北纱厂棚户区改造基建发掘第二期共揭露面积3800平方米。出土遗迹主要有道路、房址、灰坑、水井和墓葬等。其中房址F7保存较好，规模较大。南北长31.5，东西宽约14.3米。房址面发现有两列共37个南北向柱础，多数有础石。房址夯土中预埋3组排水管道，均西高东低，把水排向东侧道路边的路沟中。另外在道路东侧发现的F5、F10和F11，保存相对较好。其中，F5在南，F10居中，F11在北，三者恰成一组平面呈“凹”字形的建筑，缺口朝向西侧的道路。清理商代灰坑和窖穴230座，属于殷墟二至四期，其中以四期居多。包含物较为丰富，其中T1819H158，坑内底部有两个跪姿人架，旁边各放置一件陶鬲，人头上各扣一陶甑。这种特殊的埋葬方式，在殷墟考古中首次发现，这是一种新的祭祀方式？还是商代的一种刑罚方式？另外还清理墓葬50座。包括49座商代墓葬，和1座隋代墓葬。商代墓葬以殷墟四期墓葬居多，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器物，如陶爵、陶簋、陶豆和铜镞等。
陕西凤雏周原遗址的考古发掘
宋江宁
2017年的考古工作基本理清了凤雏甲组东侧大型夯土基址的布局，确认了五座商周之际至西周晚期的建筑基址，编号为F6-F10。五座大型夯土基址始建年代有早有晚，显示了凤雏建筑群从商周之际到西周晚期持续使用修建的现象。其中F6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清理出台基大部和基槽局部。在夯土台基之上的偏北部发现一座南向的凹字形建筑。北、东、西三面为夯土墙，台基北侧和西侧发现踩踏面，始建年代不晚于商周之际。与F6上的凹字形建筑相近的遗迹目前仅有西汉海昏侯墓园、张安世家族墓和东汉孝堂山石祠，所以F6的性质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在凤雏南发现疑似城墙区域的长条状夯土、沟状遗迹和疑似护坡，则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工作才能确定其是否为城墙和护城河。另外已发掘的40余座墓葬在西周时期均遭盗掘，这可能是社会动乱时某一人群对墓地进行的刻意破坏，这一现象值得注意。
（策划：考古所科研处、中国考古网，执笔：李来玉）
“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上游佛教岩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9年度考古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第10讲）讲座纪要
2019年7月2日上午9:3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9年度考古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第10讲在考古研究所八楼多媒体会议室举行，讲座由李裕群研究员主持，巴基斯坦白沙瓦伊斯兰学院犍陀罗研究中心创始人兼主任纳西姆·汗教授（Prof. Dr. Muhammad Nasim Khan）带来了题目为“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上游佛教岩画”的学术讲座，巴基斯坦白沙瓦伊斯兰学院犍陀罗研究中心郭凤妍博士承担本次讲座翻译。
主持人 李裕群研究员
纳西姆·汗教授介绍了演讲框架，包括印度河上游河谷的简介、考古发现、佛教岩画、以及最后的结论：何时、因何、由谁制作。
巴基斯坦位于中国西侧的西南-东北向的狭长地带，东侧是印度、西侧是阿富汗。在巴基斯坦北部的印度河上游流域，有兴都库什山（Hindu Kushi）、喀喇昆仑山（Karakorum）和喜马拉雅山，印度河穿过这些崇山峻岭，在河岸边的岩石上往往有许多人工刻画的图案。
主讲人 纳西姆·汗教授
1907年古拉姆·穆罕穆德（Mr. Ghulam Muhammad）在印度河上游河谷发现岩画，1942年斯坦因（Sir Aural Stein）也来过这里，1979年，巴基斯坦和德国组成联合调查研究小组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印度河上游河谷的考古发现包括了墓葬、堡垒、佛塔、石刻岩画。如在达丽罗河谷（Darel Valley）发现了铁器、金饰品等；在吉尔吉特（Minar Gah-Gilgit）发现有石塔和浮雕佛像。
印度河上游河谷的岩画艺术分为雕刻和绘画两种，涵盖了史前和历史时期。史前时期的题材包括巨人、狩猎景象以及混杂题材。历史时期包括铭文（佉卢文、大夏文、帕提亚文、粟特文、叙利亚文、中文、希伯来文等）和图像绘画。图像绘画涉及到动物、狩猎景象、伊朗拜火教的火坛、印度教和佛教故事。
讲座现场
金罗阔尔（Kinro Kor Das）遗址有史前的绘画，如狩猎景象和巨人的图像，但是对于这些绘画是否为史前仍然有争议。该遗址还有一尊右手持钵、结跏趺坐的佛像，纳西姆·汗教授怀疑是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所绘制的佛的形象。
印度河上游河谷的佛教岩画艺术包括了割肉饲鸽和舍身饲虎本生故事（Jātakas）和佛传故事等。如塔尔潘山谷（Thalpan valley）可以通往吉尔吉特（Gilgit）和中亚地区。在塔尔潘遗址（Thalpan site）发现了降服魔军和魔女的佛传故事画。画面中，佛像结跏趺坐，魔王派他三个容貌美丽的女儿（Mara’s daughters）试图以色相来诱惑悉达多太子的场景。另外还有结跏趺坐佛和五个比丘的图像，纳西姆·汗教授认为这是初转法轮的场景。该遗址发现了印度河上游河谷仅见的菩萨像。在菩萨像旁边可以看到婆罗谜文字（Brahmic s）题刻。根据婆罗谜文，我们可以对其进行断代。由于部分菩萨的风格、形式十分相似，纳西姆·汗教授推测是由同一个团体制作的。
讲座内容 来自演讲者PPT
在印度河上游河谷还有许多佛塔图像，如兴纳拉遗址（Shing Nala site）发现有高达3-4米的巨型佛塔。契拉斯（Chilas）的阿克力凯遗址（Akre Kai site）发现的佛塔旁雕刻有佉卢文铭文，可以推断最早的佛塔图像是公元一世纪。沙歇尔遗址（Shatial site）发现的佛塔，塔旁有婆罗谜文铭文，根据铭文字体可以断代为5世纪前后。与佛塔图像相伴的还有夏拉达铭文（Sharada inion），大约是8-10世纪雕刻的。部分佛塔旁边还能看到供养人的形象，很多岩画上还有穿着袈裟、手捧花环礼拜的僧人形象出现，纳西姆·汗教授认为这是中亚人。
佛像几乎在整个契拉斯（Chilas）地区都有，大部分分布在印度河和旁边的小河谷交界的地方。佛像在很多个时期都有，且有各种各样的形象。佩沙瓦利（Peshawari）的岩画，为佛陀禅定的形象，根据铭文断代大概在公元1-2世纪。纳西姆·汗教授认为这里岩画图像中的Vihara（毗诃罗）应该是塔的意思。
岩画是在何时、被谁、为何而制作。关于岩画的断代，纳西姆·汗教授认为可以通过比较进行研究，比如相似的技术（微痕分析）、相似的风格、与可通过铭文来断代的图像的比较。也可以通过石头表面的光泽进行年代判断，但会受到岩画的方位朝向、暴露程度和石头的岩性的影响。关于是谁创作的图像，可以根据不同文字的铭文来判断，如佉卢文来自犍陀罗、粟特文来自中亚、汉字来自中国。至于为何而创作岩画，印度河上游河谷是一条连接中亚和印度次大陆的一条捷径，各种人员往来很频繁。由于河流很湍急，并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渡河，需要等待合适的时间。商旅们往往要等到冰雪融化的夏季天爬山，然后在冬天水位下降才可以跨过印度河。因此，商旅们在印度河两岸滞留的时间很长，为了满足礼拜的需要，商旅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进行岩画的制作。
李裕群研究员为纳西姆·汗教授颁发讲座证书
最后，听众就印度河两岸是否有居民居住；Vihara（毗诃罗）是否可以扩展到所有的塔；塔尔潘遗址（Thalpan site）发现有很多岩画，有的质量很高，有的质量很低，也有很多画有相同人名的铭刻，是否存在工匠集团等问题，与纳西姆教授开展了深入的交流。纳西姆·汗教授认为居民居住在印度河河谷里；Vihara（毗诃罗）是特指图像中的这一个塔；教授认为这些名字只是个人的铭记，并不代表存在工匠集团。
撰写：宋殷
摄影：王海燕
审核：李裕群
责编：荼荼
耿显家 | 口述历史：当代澳门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澳门理工学院人文及社会科学高等学校中西文化研究所口述历史实践
图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口述历史：当代澳门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
——澳门理工学院人文及社会科学高等学校中西文化研究所口述历史实践
耿显家
澳门理工学院是澳门特区公立高等院校之一，其所属的人文及社会科学高等学校开设的课程强调理论与实用结合，设有公共行政学、社会工作学学士学位课程，以及公共政策博士学位课程，致力于教学与科研并重，培养教研实力兼备的相关领域专业人才。其辖属的中西文化研究所成立于2001年，是澳门研究中西文化历史的专门学术机构，出版的有关著述成果和专业刊物在海内外享有盛誉，获得学界同仁的肯定与称赞。
近十年来，中西文化研究所的研究重点已从早期的明清时期延伸至民国乃至当代史等领域。在齐推并进众多研究之中，其有关澳门口述历史的研究工作，无论在专业学术队伍、理论研究水平、操作实践过程、社会推广宣介等方面，还是从口述历史研究的深度力度、涉及面之广、持续时间之久、出版成果之多、影响之大来讲，均堪称颇有特色，已成为澳门名副其实的专门从事口述历史研究的重镇。他们以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澳门公共史学发展提供了一种科学的理论方法，积累了丰富而重要的史料，也为开展当代澳门的爱国爱澳教育提供了生动的素材。其显著成效和工作特点表现在如下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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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口述历史理论与实践过程并重
口述历史是史学的一个分支、历史研究的一个新方法，也是积累当代史料的有效途径之一。自20世纪40年代口述历史兴起以来，其理论和方法已趋于成熟，因此如何将中外较好的理论构想落实到实践操作当中，为口述历史学科建设服务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和迫切。理论服务于实践，实践反过来完善和提升理论的科学性。中西文化研究所在口述历史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们组建精干的学术团队，密切关注海内外有关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不是拘泥于理论概念的研究和探讨，而是善于向他人学习，吸取已有的经验教训，注重实务操作，务求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我。他们借鉴国际通行的口述历史操作规范，因应澳门口述历史的需要，制订了切实可行的实务操作规程，不断在实践中学习摸索，以提高团队的应变能力，从而取得了显著的工作效果。
首先，制订了务实的口述历史操作规程，为开展工作确立了科学的流程规范。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有规矩才能成方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针对受访者的不同要求，访谈者在访谈开始之前，为受访者准备了访谈计划研究方法与工作步骤、访谈稿转录程序与范本、访谈材料整理加工的体例与要求、资料扫描与存档等规定和具体办法，使受访者清晰了解访谈的具体过程及成果的存储与使用等权益。受访者同意接受访谈后，他们事先还要求受访者尽量搜集整理并携带与其个人访谈内容或背景有关的纪念物、相片、纪念特刊、剪报、会议记录等资料来接受访谈。该所设有专门的访谈工作室，各种设备一应俱全，并有专门的技术人员对访谈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照相。访谈结束后，由工作团队负责录音录像影音资料的保存、录像文字整理、相关历史资料搜集与保存、图片文件扫描，编辑图文资料索引并归档等工作，形成一个访谈者口述历史文档。
其次，审慎处理文稿整理当中遇到的问题。口述历史资料文本整理，是一个原则性很强、技术要求很高的工作。受访者都是具有一定社会阅历、上了岁数的老人，他们访谈时都习惯于粤语口述，而将粤方言用现代汉语进行表述时，势必遇到习惯用语和标准撰述的问题，甚至粤方言的有些词语用语很难找到恰如其分的形象记述，因此文本整理者倘无一定的语言专业水准，是很难胜任此项文字的整理工作。因此，为达到文本的准确无误、保留受访者的口述原貌性，以及“信达雅”的标准，他们所秉持的原则是采取问答的叙述形式，尽可能按照受访者的叙述内容，逐字逐句转录，以体现受访者的个性特点和方言特色，以保持其原汁原味不走样，尽其所能保留访谈资料的原始性特征。文本整理出来后，他们将访谈稿送受访者审核内容，同时由受访者签署“认可授权书”。为便于操作和使用，他们还将访谈“内容认可授权书”与“书稿出版授权书”合二为一，由受访者签署后存档，清晰明确界定受访者和访谈者双方各自的责任和义务，从而为规范口述历史资料的保存、归属和未来的使用提供了法律保障。
再次，以多样形式呈现访谈成果。澳门口述历史资料主要有如下功能与作用，一是粤方言记录的口述资料，本身就体现了岭南地域文化的特征，是中国口述历史的一个特色。澳门粤方言口述历史具有“抢救”的性质，它是澳门多元文化的象征之一，也是华人社会大众对自身经历时代和历史过程的一种集体回忆和民众记录。二是澳门当代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是构成澳门当代公共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体现当代澳门社会和时代特征、澳门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四是研究澳门经济社会和历史变迁的重要史料。因此，如何既要兼顾本地社会大众的需要，又要为澳门以外不懂粤方言的使用者提供方便，就成为一个首要必须考虑的问题。所以在呈现方式上，他们认为两者不可偏废，采取了变通的办法，一是积极创建澳门口述历史的网站，通过在线形式，将访谈的各种口述历史资料，分类归档，并整理受访者的简历、职业、口述的剪辑及撰写的口述历史提要内容等，让使用者了解当下澳门口述历史的基本内容和进展情况。二是出版图文并茂的书籍。其内容编排或以专题，或以人群，或以特定团体为对象，或通过口述深入挖掘专题资料，或记录特定人群的活动特点，或如实记录某一团体的发展历程，以反映其发展的历程。三是制成光碟呈现。其内容有访谈录像、声音、文献资料、图照、旁白文字等，并由专业公司使用当代多媒体技术制作完成，呈现的是综合立体系统的口述场景，还原了访谈者的真实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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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澳门公共史学体系的构建
口述历史是历史学家眼光向下，研究社会公众历史的重要史料，也是公众对自身社会经历和感同身受的自身历史的一种认知和阐述，是澳门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往由于认识不足，社会大众对自身历史过程的重视不够，而官方档案文献对其缺乏系统记载，公共媒体的记载有不少报道，但由于缺乏有计划的整理，又没有专门的学术和团体对其进行专门整理和保存，所以中西文化研究所前任所长、现任人文及社会科学高等学校代校长林发钦教授感慨：澳门口述历史的重要意义，“不仅补充了澳门现代史文字资料之不足，亦丰富了澳门历史。就早前对澳门历史研究情况的考察，澳门现代史最重要的史料实为口述历史，而非文字史料。现今在世的已过古稀之年的老澳门人，经历了抗战、新中国成立、澳门回归等重大历史事件，他们的集体回忆构成了一幕幕最真实、生动的澳门现代历史图像”。从这个意义上讲，开展澳门口述历史研究工作，就是一项构建当代澳门公共史学体系、复原当代澳门史的十分迫切的重要课题。
历史就在每个人的生活中。为了构建当代澳门的公共史学体系，他们确定了自下而上的口述历史工作重点，将抢救和构建工作合二为一，从2009年开始，将“澳门本土文化口述历史”研究项目，作为研究所的一项重要任务，组成以现任所长江淳教授为代表的口述历史研究团队，持之以恒开展对澳门公众社会口述历史的访谈，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开拓，已初见成效，成为澳门开展专业口述历史研究的主力军。从该所已经完成的口述历史访谈看，其工作设计范畴较广，其中包括澳门鱼行访谈、澳门水陆演戏会、柿山哪咤古庙、大三巴哪咤庙、上架行会馆、澳门沙梨头土地庙慈善会、澳门妇女口述历史、澳门历史教育口述历史、澳门导游行业口述访谈、澳门雀仔园福德祠土地庙值理会、澳门柿山结义堂、澳门西菜面包工会、澳门中华教育会抗战经历口述历史、澳门怀旧收藏学会口述历史、澳门工会联合总会、澳门下环福德祠慈善会、澳门筷子基坊众永和堂访谈、培道校史访谈、路环四庙值理会、氹仔坊众学校口述历史、同善堂口述历史、棚业职业工会访谈、澳门工艺美术工作者访谈、我与澳门历史研究访谈等。家族访谈有傅老榕家族访谈，个人访谈有刘羡冰校长/罗佩芳园长访谈等。该项访谈工作受访者总计有330多人，访次近400人次，以访谈每人平均一次1.5小时计，已存有不少于560小时的录音、560小时的录像数据，转录文稿超过280万字。而所里历史资料电子数据库所收集的图片、档案、杂志、个人收藏品等资料（含实物/扫描、相片、剪报、证书、其他）超过3万张（册、本）。
从口述访谈内容看，包括个人生命史、家族史、行业史、社团史、历史重大事件、社会思潮等诸多方面；从受访者社会阶层和身份看，成分包罗万象，包括社会各个阶层和澳门的普通大众，有公务员如澳门前立法会主席、退休治安警察局总警司、警察、港务局退休水警，到大学历史学教授、研究员、中学校长及历史教师、幼儿园教师、护士、工艺美术专业工作者、画师、摄影师、从事金融工作的银行职员、电力公司职员、房地产业的老板，酒店业经理及侍应、商人、慈善机构同善堂主席、中医师、社会各团体的理事长，以及从事物业管理和回收旧料行业者、餐厅老板及职员、餐饮业厨师、搭棚业工人、造船工人、打铁业工人、博彩员、出租车司机、肉贩等；从地域范围看，包括澳门半岛、氹仔和路环，空间覆盖澳门地区；从上下时限看，由抗战时期一直延续到当下。从这样一个时空范围，对如此众多的社会各阶层展开口述历史，将澳门社会大众的历史过程，作一个较为系统的记录和整理，建立一个影像、声音和各种文献的综合储存，无疑是一项前所未见的巨大工程，一方面，通过口述访谈获得有关澳门当代史研究的鲜活史料，极大地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和缺失；另一方面，此项工作的开展，无疑为构建澳门当代公众史学体系开启了一个良好开端，奠定了一个初步基础，为众人开展此项工作搭建了一个可以不断持续丰富的平台。而澳门理工学院人文及社会科学高等学校中西文化研究所为此付出的艰辛努力是令人尊敬和钦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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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口述历史成果的社会服务
如果对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开展的口述历史工作作一个简要概括，就会发现他们不仅特别重视澳门当代公共史学体系的构建和开拓，持续不懈地开展此项研究工作，而且他们还特别注重口述历史成果为社会服务，是其一个显著的特点。他们记录和积累的各种口述史料和文献，既有助于专业历史研究者对丰富多彩历史的理解，使他们能够使用新资料发挥作用的手段，结合保存下来的各种书面资料和素材，尝试以更宽广的视野，客观分析澳门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促使他们对以往截然不同而又非常细致入微的当代澳门社会的各种问题及其内涵有更加广泛而深入的解释；同时，也为那些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大众同样对自身的历史有更为清晰的认识和理解，构成自己的叙述方式，并有助于形成他们自己的历史观。
基于这样的认识和考虑，中西文化研究所为社会服务主要侧重于四个方面：一是为澳门社会团体复原自己的历史谱系提供协助。正如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托什（John Tosh）所说：“许多口述史学家并不满足于专业历史学家规定的程式。他们将口述史视为一种民主的选择，它将挑战学术精英对历史研究的垄断。不仅要给普通人在历史学中留有位置，而且还要使他们在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历史知识的生产上发挥作用。”中西文化研究所的口述历史研究者，应澳门本地社团的要求，或协助整理其发展史，或补其不足，或续其所无，使其社团演变史自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从而赢得了社团的信任，也为澳门公共史学的发展贡献了才智。二是利用口述访谈积累的历史资料，或为澳门非遗申报提供必要的文献根据、撰写申遗文本，或为构建完善其非遗复原谱系、传承与弘扬提供协助，并为文创产业发展服务。三是为澳门的历史研究提供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毫无疑问，口述历史如同文献记载一样，发挥了创造新证据的作用，其重要性与其说是作为一种对历史真实的表述或一种对共同体政治的表现，不如说是作为表明社会记忆是如何被建构的珍贵的客观证据。口述历史的这些证据为我们客观认识澳门历史的全貌，提供了一种独到的见解。它反映了一种现在和过去、个体记忆和公共传统，以及在“历史”和“现在”之间的积极关系，也就是说，澳门口述历史是反映澳门社会记忆宝贵的原材料。四是为爱国爱澳传统教育提供了生动的素材。澳门华人历来具有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他们通过抗战时期澳门人捐款捐物、派遣医疗队前往内地救助难民、澳门青年投身抗战前线，后方澳门各界救灾会输送前方将士所需药品衣物，支援祖国抗战的生动事迹和涌现出来的感人故事，结合文献记载，编辑成图文并茂的《平民声音：澳门与抗日战争口述历史》《澳门人抗战》等书刊，或举办专题口述分享会、展览等形式，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在澳门各界引起巨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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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学术研究与彰显澳门特色
口述历史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范畴，作为专业史学工作者直接与社会大众互动的新模式，搜集当代社会公众史料的一种新方法，它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必须遵循的理论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专业史学工作者和社会大众在对历史的理解上有同等的重要性和可靠价值，但都有各自的学术取向和约定俗成的“历史谱系”。如何消除或减少两者之间的差异和分歧，形成共同的史学理念，实现对历史学更多的“共享的价值观”或“共享的认知和阐释”，构建一个系统完整的当代公共史学体系，以反映澳门当代社会的基本面貌，是当下澳门口述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口述历史研究方面，中西文化研究所的工作主要分为四项：一是研究探讨新理论和方法，不断丰富自己的认知，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以完善口述历史访谈架构，为口述实践服务。二是与海内外的专业口述历史研究的学术机构保持良好的学术交流机制，并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形式，向海内外从事口述历史工作的同行学习，取长补短，避免重蹈他人的覆辙。近年来，他们还举办“三巴讲坛”，邀请许多在口述历史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方面颇有造诣、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讲学，传经送宝，从中汲取营养。三是通过举办国际性口述历史的专题学术会议，宣传澳门口述历史研究的成果和口述历史的工作进展。2012年10月16—17日，在澳门理工学院举办了“众声平等：华人社会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务”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两岸四地约80位学者与会，会议收到论文49篇，对华人社会口述历史研究的历史、现状、发展趋势及理论和方法等问题展开深入研讨，2013年8月，由澳门理工学院前任院长李向玉教授主编的《众声平等：华人社会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务》论文集，由澳门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2013年9月9—12日，在澳门理工学院举办了“天人古今：华人社会历史教育的使命与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德国、美国、日本以及两岸四地从事历史教育的教研学者，分享各地历史教学的经验，有的还结合口述历史，对华人历史教育如何开展建言献策。四是该所创办的《澳门史志书系》出版澳门口述历史的专题著述若干种，如郑炜明、陈德好著《九澳圣母村——澳门最后的麻疯病留医所》，阮玉笑编著《渔家心声——澳门渔民访谈》，温学权、杨珮欣主编《会史留声：澳门中华教育会口述历史》，林发钦、江淳主编《平民声音：澳门与抗日战争口述历史》等。
澳门是一个多族群、多语种、文化多元的社会，各族群、各语种对自身历史的认知和体系的表述记录存在较大的差异，而这众多小“谱系”，正是澳门口述历史不同于一般地方的显著特色之一。因此，如何实现“众声平等”，将众多不同的历史观和价值体系糅合在一起，构建当代澳门公共史学体系，呈现其多元的特色，所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需要解决的困难更多，挑战性更大，需要口述历史研究者必须具备超常的智慧和能力。中西文化研究所认为，无论是粤方言的口述历史形态、葡语口述历史形态，还是东南亚族群语系的口述历史形态等都是澳门当代公共史学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限于头绪众多、专业人员少、一时难以全面铺开的具体困难，他们采取了先易后难、先华人粤方言，再积累经验，逐步全面推行的工作方针，其最终目的是复原、构建澳门当代公共史学的基本体系，提供有关澳门社会大众历史意识形成的独特见解，力图囊括从被忽视的角度，探索历史中“普通民众”的生活，以便于努力理解重要的事件和更一般的历史，让历史运转起来，使之成为对所有历史学家都具有持久吸引力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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