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景泰年间（1450—1456年）刘洪、刘光父子先后举进士，在村建牌坊，已毁。在清晚期，其后代在街心建进士亭。该亭原建在路中，后因修建北大路迁至路旁，仍保持原貘。2000年12月被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父子进士亭系木结构建筑，四柱歇山顶，面宽4.05米，亭高6.20米，为清晚期建筑。
探诏安——父子进士坊
父子进士坊
屹立在县府门口附近的一座三门三楼式牌坊，雄伟壮观，精致传神。牌坊上镌刻着“父子进士”四个大字，端庄清秀，遒劲圆润，吸引着海内外游客瞻仰赞赏。
“父子进士”坊建于明万历乙酉年（一五八五年）冬，为“嘉靖丙辰科胡文、万历丁丑科胡士鳌”立。胡文、胡士鳌父子两人，诏安上湖村人，人们称为“上湖进士”。
关于“父子进士”的书写，民间还有一段有趣的传说。且听小编娓娓道来……
当时诏安的书法名流首推沈起津，《诏安县志》记载他的书画“入神品”。沈起津是明天启乙丑科（一六二五年）进士，是胡文的女婿。
胡士鳌要亲自建立牌坊，聘请妹夫沈起津挥毫，别无异议。但那时众人皆知，沈起津书写大字，不论亲朋好友，每个字都要润笔费白银五十两。于是，胡士鳌便备足二百两白银，嘱咐家人送往沈府，邀请他写“父子进士”四个大字。
谁知，这个家人认为对门姻亲，哪会不留点面子，便暗中抽出白银五十两。沈起津收到银子后，竟写了“父子进”三个字，封好付还。
胡士鳌收到拆开一看，却发现少了一个“士”字，知道其中有弊，随即责问家人，家人只好实说。胡士鳌再遣家人，带上白银五十两，求写“士”字已成壁。谁知沈起津不予理睬，把银子奉还。胡士鳌知道妹夫赋性刚强，即使登门求写，也是枉然。
这时，途经诏安的名士穆昌期补写了“士”字，才得以雕刻上访。
直至现在，还有人品评“士”字不如“父子进”浑厚苍劲。
这就是“父子进士”四字不一的由来。
“父子进士”坊，历经四百余载，如今依然屹立不倒。
牌坊石柱底层为抱鼓、石狮，“父子进士”坊匾下端的横梁上，雕刻着松鹤、莲瓣、花卉、云纹等图案，栩栩如生。小额坊上还配有游龙、麒麟等雕饰，神态逼真。
不过该牌坊在1939年7月的时候，遭受日本飞机的空袭，击落了南侧一根石柱以及中下梁一部分，部分雕刻件失落，主体和其他部分保存完好。
本文摘抄自《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诏安县分卷》
碑碣解读丨“父子进士”牌坊背后的故事（二）
两通碑碣记录了一座牌坊的来历，一座牌坊引出了两个忠直的朝廷命官，读碑碣让我记住了李岱、李天衢两个名字。再读《昔阳碑碣》，“佚失碑碣”篇中曾读过一遍的“李参政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铭”）引起我的注意，因为其中有李岱、李天衢两个名字。再详读，方知此碑记正是明成化丁未进士、陕西布政司右参政李岱的墓志铭，它记载在民国四年版的《昔阳县志》里。“墓志铭”让我有两大收获：其一，对李岱父子的“忠直”有了深层的了解；其二，详知了李岱怎样“直忤刘瑾”，以至父子“同时遭贬”的原因。两大收获丰富了“父子进士”牌坊背后的故事内容。
李岱出身贫苦，生性耿直。入仕前有一天雨夜，住宿于邻人一个破旧的房子里，发现有藏物，家人欲取，李岱制止。第二天邻人才知道有藏物，取出是数斛钱。有一个受金钱纵容而去盗窃的人，县令与此人有仇，欲加死罪，李岱为其辩护，始得出狱。中进士后弘治二年，拜南京刑科给事中，人称“言官”，可以直接向朝廷谏言。有官员不履职，有官员纵恣杀人，有官员诬奏，有官员攀附提升，李岱均谏言，多采纳；还有每年不顾劳民与伤财而上供之惯例，亦谏之，弊遂绝；更有因受宠而气焰嚣张者，同样敢犯颜直谏。蒋琮，为人狡猾凶狠。初守备南京，欲陷有官职和有过官职的人不测之祸以立威，诬奏台谏数十人，遭革职。又连揭发诸司官隐私，遭捕。冤屈郁愤不能伸张。李岱觉得蒙恩为言官，不可坐视，然而人们退缩不敢一起谏言。也有一两个敢言之士，认为时机不到。一天李岱独自骑马出行，忽遇郭御史，告劾蒋琮事。郭欣然同意一起议之，于是各疏蒋琮大罪数事共同上谏。蒋琮终于下狱而死。李岱忠直可见矣。弘治十年，李岱任南京光禄寺少卿。
正德三年（1508），李岱考绩至京。当时官拜司礼掌印太监刘瑾深得皇帝宠爱，人称“立皇帝”，专擅朝政，作威作福，鱼肉百姓。在李岱进京之前，鲜有不向刘瑾贿赂通关系的，多至千金，少亦数百金。李岱独不餽送。有人对他说：“君祸至矣。”他答：“命也。”时其子李天衢任刑部郎中，以无罪被捕，李岱仍不餽送。有人对他说：“君祸大矣。”他答：“命也。”天衢竟然出狱，任陈州守，后任河南按察司僉事。吏部推荐李岱为太仆少卿，刘瑾了解李岱的声望，就令他退职回乡，李岱不仅不悲伤反而高兴。士大夫们啧啧叹李岱有守，声望更高。刘瑾被诛后，李岱本应在京升职，却外放任陕西布政司右参政。正德七年（1512），李岱病故。
李岱一生政绩可赞，正如墓志铭所曰：“摧奸如山，拯善如溺。”“起颓而趋，抚困以息。”“身在田园，心在邦国。”似乎可以这样说，李岱对朝廷的忠直在当时是出了名的，以至于他正德年间去世，十六年后已到嘉靖年间，皇上依然珍念他的忠直，旨令建坊，“以表遗爱而劝善类”。耸立的牌坊，不仅仅是对李岱父子功绩的认可，更是对心在邦国之忠诚的褒奖，对摧奸拯善之践行的张扬，对正直无畏之品行的认肯。耸立的牌坊，立的是榜样，是楷模，是标杆。耸立的牌坊，激励着后人助推历史前行。
如今，牌坊没了，但历史不会湮没，人们还是应该记住县城曾经有过一座背后有着一段可歌可泣历史故事的“父子进士”牌坊。
翥云文化| 五代七进士，父子两翰林——王敬铭家族
▲见证了王敬铭家族兴衰的翥云峰▲
“
王敬铭家族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宋代名相王旦之侄王玄，属大名鼎鼎的三槐堂支派，也是太原王氏的一脉。王玄自北迁南，居昆山，被王敬铭家族奉为始祖。明洪武年间，王玄后人王芬与其兄王英析箸，入赘嘉定陆氏，遂迁居嘉定县六都介山墩（今属马陆镇），因而被后人尊称为介山公。
王芬九传至王泰际。自王泰际至其八世孙王焘曾，经十代，历时近三百年，王氏家族逐渐成为一个文化世家，不仅在嘉定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即使放入明清江南望族群体中加以考察，也不遑多让。
功名为秀才、贡生者姑且不论，进士即多达七人，分别为王泰际及其孙王畮、王恪，曾孙王敬铭，玄孙王元令、王元勳，来孙王进祖，其中王敬铭为康熙五十二年（1713）状元，官至翰林院修撰，其父王畮为翰林院庶吉士，正可谓“五代七进士，父子两翰林”。嘉定大姓科名之盛，在明清两代无出其右者。
”
王泰际：隐居终老的进士
王泰际（1599—1675），字内三，号砚存。自幼聪明好学，处事沉稳老成。明崇祯三年（1630），三十二岁的王泰际参加江南乡试，中举人。崇祯十六年（1643），王泰际和同县举人黄淳耀一起赴京会试，双双考中进士。这一年，他四十五岁。照例，读书人在考取进士后，就可以授官职。但此时，内忧外患的明王朝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王泰际和黄淳耀商量后，决定不在乱世为官，回乡隐居读书。
第二年，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入北京，明王朝土崩瓦解了。不久，清军入关，击败李自成，在北京建立了清王朝，明宗室福王朱由崧则在南京建立南明小朝廷。王泰际知道了当时的形势后，写信给黄淳耀，提出共同隐居的计划。黄淳耀十分赞同王泰际的想法，在复信中说：“去城而乡，虽埋名不能，而全身可得。冠婚丧祭以深衣幅巾行礼，终身称前进士，一事不与州县相关，绝迹忍饿，可也。”
顺治二年（1645），黄淳耀因被推为“嘉定恢剿义师”的首领，隐居不得，最终为抗清而殉国。事实上，在清军兵临嘉定之前，王泰际和儿子王霖汝就积极组织乡兵，号称王家庄兵，勤加操练，以图保境安民，后来成为抗击清军的有生力量。王泰际本人也参加了保卫嘉定城的战斗，所不同的是，城破之后黄淳耀选择了以死殉节，王泰际选择了隐居守志。此后，王泰际三十多年足迹不入城市，在乡间读书种田，不与清廷合作。御史多次登门拜访，劝其出仕，都被婉言谢绝。他在《书怀》一诗写道：“生守终身前进士，死丹片石晋遗民”，这是他真实的心灵写照。
在嘉定城东，王家有自己的园宅寿砚堂和东皋芝园，其中后者风光尤为旖旎，有药栏、荷沼、丛桂、孤松、寒梅、瘦竹等景物，成为王泰际与诗朋文友举行酒会和诗会的主要场所，与会者皆为一时名流，如太仓籍著名诗人吴梅村、陈瑚，以及本县名士赵洪范、张鸿磐、苏震、苏渊、陆元辅，这就是嘉定文学史上著名的“东皋雅集”。
太仓人吴梅村与王泰际早就相识，又是乡试同年，过从甚密。王泰际考中进士后，回昆山重建先祖王葆祠，吴梅村特意为之撰写了《重修王文毅公祠记》，又有《赠同年嘉定王进士内三四首》，是为祝贺王泰际七十寿辰所作，诗中把王泰际比作汉魏之际的隐士焦先，对其洒落闲适的隐居生活十分欣赏和向往。
尽管隐居乡间，王泰际并非完全不问世事，仍保持着爱乡爱民的情怀。顺治初年，嘉定县令在议定嘉定税粮的数量时，故意提高征缴额度，以便中饱私囊，无形中增加了农民的负担。王泰际据理力争，与嘉定县令论辩。县令语塞，无言可对，就派人暗中向王泰际赠送银两，遭到王泰际的拒绝。有一次，王泰际梦到一位神人对他说：你敢于为民力争，积德行善，大有阴功，将得到一个有出息的曾孙。次日晨起，果然孙媳妇生了儿子，就是后来考中状元的王敬铭。
王泰际爱诗成癖，精选汉魏以来古今体诗八十卷，编为《历代诗类钞》（一名《过目诗选》）。对于这部诗选，王泰际十分珍视，他仿照唐代贾岛的故事，每逢除夕都要用美酒来祭它。
晚清词人况周颐对王泰际的人品和词品非常欣赏，他在《蕙风词话》卷五中说：“内三先生固深于情者，宜其能为情语也”，并认为《浪淘沙》下阕的后三句“由无情说到有情，语怨而婉”，信为妙笔。
古时，高官重臣卒后，朝廷会根据其品行为之拟定谥号，王泰际虽然是进士出身，但一生未涉足官场，自然不可享此殊荣，然而在嘉定士林，他却有着不容置疑的重要影响，大家一致认为他“植节甚坚，始终一贯，可谓贞矣；学行之正，为世师法，可谓宪矣。因私谥曰‘贞宪先生’”。理学名家陆陇其素来仰慕王泰际的节义与学问，康熙十四年（1675）出任嘉定县令，而王泰际却刚刚作古，陆陇其以未能与之相见而深感遗憾，特意撰文祭奠，中有句云：“先生之名，青汗堪垂；先生之行，白璧无污；先生之著述，可藏之名山；先生之诒裕，将贡之天府。”
王泰际共有三子，长子王霖汝，崇祯十二年（1639）中举人，次子王楫汝，顺治八年（1651）中举人。王楫汝有六子，长子王畮一支，代有贤才，是王家人才最集中的支系。王家七进士中有五位出身于此支，分别是王畮本人、其子王敬铭、其孙王元令、王元勳、曾孙王进祖。
王畮：五云方晓日，一第已斜阳
王畮（1646—1719），字服尹，又字树百，号补亭，王楫汝长子。他禀赋明敏，十六岁就中了秀才。然而，此后科场蹭蹬三十四年，直至五十一岁才考中举人。又过了十六年，始成康熙五十一年（1712）壬辰科进士，时年已六十七岁。王畮在殿试中的成绩本是倒数第四名，但是康熙帝久闻王畮的才名，又为其一生执着于科考而感动，于是在随后的畅春园复试中，特意将其拔置为第四名，授翰林院庶吉士。
及第后第二年，长子王敬铭高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父子二人两年内先后登第，且同为翰林清要，堪称旷世荣遇。一时间，朝野上下传为美谈。看到王家在官场上已后继有人，年届古稀的王畮脱下上身不久的官服，毅然辞职归里，与朋旧饮酒赋诗，颐养天年。
王畮晚年中进士的情形，给康熙帝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康熙五十八年（1719）夏，康熙帝率王公大臣到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消暑，王敬铭也在随驾之列。一天，康熙皇帝问王敬铭：你的父母是否健在？王敬铭答道：都健在。康熙接着说：双亲健在是你的福气，他们都高寿几何？王敬铭回答：双亲同龄，都七十四岁了。康熙十分高兴，提笔写下“齐年堂”三字，命人刻成匾额赐给王家。当时，嘉定城中宅第林立，名人题写的匾额难以计数，但出自御笔的却仅此一块，这无疑是一件极为荣耀的事。同年，王畮在家乡去世。
王畮才性警绝，少年时即驰誉文坛，握笔洒洒不休，是大学者陆元辅的得意门生，又得到大诗人吴伟业的指点，诗文可圈可点，与赵俞、孙致弥、侯开国、张云章、王度、张僧乙、李圣芝合称“疁城八子”。
晚年的王畮迁居嘉定东城，买下了前明进士赵洪范的住宅岁有堂。堂前一块奇石翥云峰，体势奇崛，玲珑剔透，相传是花石纲旧物，是赵洪范在云南为官时所得，不远万里从海路运抵嘉定。王畮爱石及屋，遂将岁有堂更名为翥云堂。
王畮有子四人，王敬铭、王辅铭、王功铭、王思渠。
王敬铭：康熙帝亲自教出来的状元
王敬铭（1668—1721），字丹思，一字丹史，号未岩，别号味闲，又署吴疁、玉溪生。生有宿慧，博览群书，文章醇雅洒脱，尤长于诗。他的诗澄静秀雅，恬淡宁和，既深得田园诗派三昧，又充溢着佛理和禅趣。如《种菜词》组诗其中的三首：
也能密密也疏疏，也不烦浇也不锄。
多雨少晴也自可，风吹雨打也由渠。
青蓬蓬好一窠窠，其奈青虫蚀叶多。
蚀叶既多看变化，化为彩翅绕灯蛾。
僮嗔蚀破翠云香，待把青虫尽捉将。
我急呼僮休捉尽，苔牋篆尽赏洪荒。
王敬铭善书法，尤工小楷，点画精妙，奕奕生采。王原祁见其所绘山水，颇为惊异，以为董其昌复生，遂收为入室弟子，又指导其遍临宋元诸名家，使其成长为四王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作品骨秀神清，书卷之气溢于纸墨，世人奉若奇珍，争相收藏。
王敬铭早年以秀才身份入国子监学习，制艺效法归有光，博大精实，但每每在乡试中名落孙山。康熙四十六年（1707），圣驾南巡，王敬铭于吴江道中迎銮献诗画。康熙帝看后，对其青眼相加，并对时任户部侍郎的王原祁说：“汝家有如此一个人，何不早奏？”遂应召入畅春园供职，后充任武英殿纂修官。六年后，依例可以外放为县丞，但王敬铭生平自视甚高，不肯屈就，立志从科甲出身。同年，康熙帝六十大寿，特开恩科，招贤纳士。就在这一年，王敬铭春秋联捷，顺利通过顺天乡试和会试，且在殿试中拔得头筹，一举成为该科状元，也是嘉定科举史上的第一个状元。康熙帝在召见新科进士时，非常得意地对身边的大臣说：“王敬铭久直内廷，是朕亲教出来者”，并特旨在京城中赐给他一座状元府。
状元及第后，王敬铭依例出任翰林院修撰，参与《万寿盛典》的纂修。康熙帝对王敬铭十分器重，常称他为“里边人”，也就是自己人的意思。为了日后重用王敬铭，特意安排他担任康熙五十四（1715）年会试同考官、康熙五十六年（1717）江西乡试主考官，以帮助他积累人望和功绩。王敬铭行事公正廉明，选拔的都是一时俊彦，没有辜负康熙帝的知遇之恩。
康熙五十八年（1719），父亲辞世，王敬铭归乡守制，因哀伤过度而致病，不久亦魂归泉台，年仅五十四岁。他的妻子是翰林院侍读学士孙致弥之女，二人育有一子王元晟，后来成为崇安知县、南翔陆廷灿的乘龙快婿。孙、陆两家也都是诗礼旧族，嘉定大族之间互相扶持、互为婚姻，由此可见一斑。
王敬铭的弟弟王辅铭（1672—1754），字翊思，号如斋，贡生。今嵌于嘉定孔庙碑廊的《金粟道人（顾瑛）小像石刻》、《倪云林（瓒）小像墓铭合刻》，都是王辅铭的旧藏。
王辅铭的长子王元令，字献阶，号退庵，乾隆四年（1739）进士，一生宦海无惊，较为顺利。初任福建司主事，保举员外郎。乾隆七年（1742），升浙江严州府玉环同知。玉环地滨海，多海盗滋扰，王元令一上任，即设计捕获匪类，政有能声。乾隆十三年（1748），母亲病故，丁忧归里。服阙，出任山西太原府同知，重修唐叔虞祠（即晋祠）。不久，又代理汾州知府，剔弊除奸，为上司所倚重。汾州民尚勤俭，王元令因俗而治，为政宽柔，与民休息，不妄兴大工。
王元勳：公子王孙之师
王元勳（1728—1807），初字秀峰，后字叔华，号东溟，又号冲成子，晚号易圃居士，王敬铭之侄，王思渠第三子。
国有兴替，家有盛衰。传至王元勳之父王思渠时，其家族财富骤减，人才凋零，处境十分困窘。王元勳虽然最终考中进士，重振家声，但其科举之路并不顺畅。家道中落，财力不足，为了筹措学习和应考的经费，无奈之下，王元勳将祖宅翥云堂售于周氏。乾隆四十二年（1777），王元勳中顺天乡试举人，年已五十，所幸次年即中进士，总算守得云开见月明。不久，赴江苏徐州府担任教授。
在徐州府教授任上，王元勳除掌管本府文教之外，又辅佐上司勘灾、散赈、捕蝗，尽忠职守，心力交瘁。曾奉命夜查沛县太行堤，戊时，河堤决溃，王元勳当机立断，迅速调集船只拯救溺水民众，很多人因此得以幸存。他学识渊博，循循善诱，在育人方面颇有建树，门下英才林立。未及第前，即时常出入侯门，训导公子王孙。曾被礼聘至曲阜孔府，为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讲授课业。又被首辅阿桂奉为座上宾，督导他的两个孙子那彦成、那彦宝，二人后来分别官至直隶总督和成都将军。此外，他的弟子中知名的还有宝山籍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印鸿经以及其弟孝廉方正印鸿纬、清河籍进士张时霖等。任徐州府教授的十八年间，他的本职工作干得更是有声有色，屡次受到朝廷嘉奖，说他“教士有方，授经多术。持躬醇谨，人才正藉以陶成；讲业详明，文义实资乎研究”。
王元勳不仅以诗词闻名，做人更以宅心和厚为本，非常爱惜自己的名节。为了应考，他来往京师二十余年，虽然结识了不少高官显宦，但从不要求对方在科考中助自己一臂之力。中进士那年，王元勳正在首辅阿桂家担任教席，而阿桂恰巧是该科的读卷官。此时，元勳若将自己的文章内容透漏给阿桂，请他在阅卷中予以关照，必然对自己非常有利。然而，阿桂始终不知哪一份试卷为元勳所作，也就说明他不肯通过这种伎俩猎取功名。因此，时人认为他们宾主二人都是难得的贤者。
王元勳长子王述祖、次子王进祖，亦为一时之选。
次子王进祖，字宾之，号云夫。乾隆五十四年（1789）顺天乡试举人，四年后成进士。授任湖北黄梅县知县，后调任河南西平县。性慈孝，为官在外，思父心切，接父于西平任所，日夜侍奉。父卒，回乡守制三年。再出任黄梅知县，迁孝感、施南二县。
王进祖每到一处皆有遗爱，亲父老，爱士子，甚至对狱中囚徒亦体恤有加，若非罪有应得，不轻易施以鞭笞。在黄梅知县任内，县内巨绅与一名秀才因矛盾而诉至公堂，巨绅之仆代主出庭，仗势欺人，凶悍异常，喧哗咆哮，企图以淫威压服王进祖，在官司中获得优势。进祖不畏权势，当廷对悍仆施以刑杖，并最终判秀才赢得官司，因而与巨绅结怨。巨绅动用关系反噬，进祖不久因此卸任。
在孝感期间，他与当地士人一道整理文献，于嘉庆十六年（1811）完成对康熙《孝感县志》的增订和续补，并雕版刊行，是书今仍流传于世。
▲王敬铭在人民街的遗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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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内容来源：2016年4月26日 嘉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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