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军撤离旅顺之前，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10周年而建，于1955年9月3日落成。塔高45米，寓意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塔尖为一颗红五角星，周围有镀金的穗饰。塔身下部，镌刻塔铭。塔的四周是松柏和花坛，每当春夏之际，这里的桃花、樱花相继开放，月季、牡丹争芳斗艳，风景优美，引来络绎不绝的四方游客。交通旅顺公交2、3、5路可达。
苏军胜利塔座落于旅顺太阳沟景区，苏军撤离旅顺之前，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10周年而建，1955年3月动工，同年9月3日落成。塔高为45米，占地面积为15,546平方米。塔基平面为五边形，每边各有15层花岗岩台阶。塔中心主体由花岗岩砌成，塔内有水泥阶梯一百七十八级，可盘旋直通塔顶两层平台。塔上半部在15米高的铜质镀金塔尖上，有一棵稻穗环绕的红星，象征着胜利和友谊，塔身的下部正侧面有一块大铜板，上面刻着：“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九月，英勇的苏联武装力量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精锐部队——关东军，并在中国人民武装部队配合下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了中国东北。”在塔身南面刻着“苏中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岁！”。此塔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范围：塔基外东30米，南20米，西20米，北30米以内。
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外50米以内为一类建设控制地带，一类建设控制地带外50米以内为二类建设控制地带。
景点位置
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友谊路
从胜利走向胜利——苏中七战七捷纪念碑碑文敬读
苏中七战七捷纪念碑位于江苏省海安县苏中七战七捷纪念馆内。纪念碑碑身如一把直耸云霄的刺刀，用古铜色天然花岗岩拼接砌成，拔地而起，直刺蓝天，象征着当年新四军指战员驰骋华中战场的那种英雄气概。碑高27米，“2、7”寓意“七战七捷”；碑基四周有7个几何形的坑穴，寓意新四军指战员在7个战场上留下的足迹；主碑四周是凹凸不平的喷砂地段，意指新四军指战员走过的崎岖、曲折、坎坷道路，也寓意战斗在河沟纵横、水网交错的里下河地区；级级升高的台阶，意指新四军从胜利走向胜利；主碑四周筑有7道錾假石挡土墙，寓意新四军似铜墙铁壁、坚不可摧；碑前两侧建有2只“祝酒杯”，意谓军民举杯同庆七战七捷的伟大胜利。在纪念碑碑墙上，刻着“苏中七战七捷纪念碑”九个大字，内镶黄金，由原华中野战军第七战纵队政委姬鹏飞亲笔题写。碑文如下：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七月中旬，盘踞在南通的国民党第一绥区司令汤恩伯（后为李默庵），指挥五个整编师、十五个旅共十二万人，向苏中解放区大举进犯。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谭震林，率部在苏中地区进行自卫反击。从七月十三日至八月二十七日，连续七仗，仗仗胜利，歼敌五万三千余人，是谓苏中战役。当时人民解放军延安总部发言人称这一战役为“七战七捷”。战役的主要经过：第一战，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宣家堡泰兴战斗，我军先机制敌，歼敌三千余人；第二战，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如（皋）南战斗，我军远道奔袭，全歼敌一个师部，一个旅及另一旅的大部，共一万余人；第三战，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三日海安战斗，我军在运动防御中，毙伤敌三千余人；第四战，八月十日至十一日李堡战斗，全歼守敌和援敌一个半旅，共九千余人；第五战，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丁堰、林梓战斗，我军插入敌后，全歼丁堰守敌交警总队五个大队和林梓守敌一个营，共三千余人；第六战，八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邵伯战斗，我军以连续出击和白刃格斗，血战四昼夜，歼敌二千余人；第七战，八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如（皋）黄（桥）路战斗，我军采取攻黄救邵战法，在运动战中歼敌两个半旅，共一万七千余人。我军参加此次战役的部队为华中野战军第一师、第六师、第七纵队、第十纵队及华中军区第五旅、特务团、炮兵团共三万余人。苏中地方武装、民兵、人民群众参战和支前者有数十万人。我军伤亡一万余人。英烈战功，永垂不朽！苏中战役之所以获得大捷，主要是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参战军民同仇敌忾、勇猛顽强、以一当十、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之结果；军事指挥上的深谋远虑，机智灵活，英勇果断，亦是重要关键。战役的主要指挥员粟裕同志，是我军杰出的军事家，他和谭震林同志等对战役作出的伟大贡献，将永垂史册。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
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员会
江苏省人民政府
公元一九八七年七月立
碑文立意高远、思想深刻、文字简洁，阐述了苏中七战七捷的由来和主要经过：1946年7月13日至8月31日，面对进攻华东解放区的国民党军，华中野战军同优势敌人连续进行七次战斗，共歼灭国民党军5万余人，占进犯苏中解放区总兵力的40%。战役结束后，延安总部发言人盛赞了这七次作战，称这一战役为“七战七捷”。
对国民党全面内战的反击
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撕下和平的伪装，悍然发动内战，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在华东地区，国民党军将进攻的重点直指毗邻上海、南京的苏皖解放区。他们纠集11个整编师、31个旅，共27万兵力，采取“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逐步压缩”的方针，以淮北为重点，以淮阴、淮安为主要目标，发起全面进攻。7月，国民党首先以5个整编师、15个旅的兵力，由泰州至南通一线，向苏中地区扑来，企图一举消灭华中野战军。为粉碎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根据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我军准备在国民党进攻后，出击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7月13日，中央军委致陈毅、张云逸等的电报中指示：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开展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的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
连续作战，七战七捷
苏中战役分为两个阶段。7月13日至8月3日为战役第一阶段。华野主力第一师、第六师和第七纵队于7月13日分头向宣家堡、泰兴城发起攻击（第一战），激战至15日拂晓，歼敌整编第八十三师十九旅大部，初战告捷。接着，华野主力转兵东向，直插如皋以南，经过18日、19日和20日3天激战，取得如南战斗（第二战）胜利，歼敌整编第四十九师师部、第二十六旅全部和第七十九旅大部。之后，华野将主力第一师、六师撤至海安东北地区休整。7月30日，国民党军以7个旅5万之众进攻海安。华野七纵3000余人在海安及外围地区实施运动防御，与敌连续奋战四昼夜，至8月2日战斗结束，歼敌3000余人，取得海安防御战（第三战）的胜利。
8月10日至27日为战役第二阶段。8月10、11日，华野主力突袭李堡（第四战），歼敌整编二十一师七旅全部和敌整编四十九师一〇五旅旅部以及三一四团。8月21日晚至8月22日，华野主力出其不意攻击丁堰、林梓（第五战），歼敌5个大队以及整编二十六旅残部一个营。在邵伯防御战（第六战）和如黄公路遭遇战（第七战）中，又歼敌第九十九旅、一八七旅全部以及七十九旅的一个团和整编二十五师2000余人。
集中优势兵力歼敌的典范
苏中战役，是全面内战爆发后在华东地区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粟裕成功运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制定的作战原则，显示出杰出的指挥艺术。根据战场矛盾的主次、轻重、缓急，一仗一仗地打，一个一个突破，以此来带动全局工作。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苏中战役的意义，并从中总结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1946年8月2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各战略区首长电，通报粟裕、谭震林部的作战经验指出：我军主力只有十五个团，但这十五个团是很充实与很有战斗力的，没有采取平均主义的补充方法。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八月二十六日集中十个团打敌两个团，八月二十七日集中十五个团打敌三个团），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
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峥嵘岁月）——探访红军主力会师地甘肃会宁
青砖红墙的会师楼，巍然高耸的会师塔……走进位于甘肃省的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劲柏傲寒，苍松挺立。
甘肃会宁，一块红色热土。1936年10月，红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冲破数十万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围追堵截，爬雪山、过草地，克服艰难险阻，在会宁和将台堡实现胜利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是长征胜利的标志，也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荣珍说。
铁流汇聚
会师门，过去叫作西津门。“因为红军当年从此门进城，后改名为会师门。”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讲解员杨婷说，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激战腊子口、翻越六盘山……红军将士浴血奋战，纵横十余省份，最终实现胜利会师。
“会宁县文庙大成殿，当年，庆祝红军主力会师联欢大会就在这里举行。”杨婷讲解道。联欢大会由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主持，朱德总司令宣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来的《中央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并号召会师部队“更要团结一心，互相尊重，并肩作战，战胜我们共同的敌人。”欢呼声冲天而起，回荡在会场上空。
“当晚，会宁城内人头攒动，彩旗飘舞，这座偏僻的小城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杨婷说，县城成了红色的海洋，战士们激动地拥抱在一起，久久不愿松开。
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这样写道，三个方面军大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李荣珍介绍，大会师标志着历时两年多的红军三个方面军数万里长征历程的胜利结束。三支主力红军会师西北之际，正是抗日战争烽火即将在全国熊熊燃烧之时，会师后的红军将担负起中国革命的新任务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职责。
现在，在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的一角，一份当时的“党员登记表”见证着那段峥嵘岁月。表格是手工绘制，党员信息是：李道存，19岁，属于通讯连，籍贯为黄安县（今湖北省红安县）……红军从会宁离开时，登记表遗留在县城周家大院。为保存这份登记表，当地群众周大勇的母亲把它缝进枕套。1996年，登记表被周大勇发现后并上交相关部门，2000年8月，被国家文物局鉴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党旗为证，因为有党的坚强领导和战士的坚定信仰，红军才战无不胜，从一个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杨婷说。
鱼水情深
红堡子村，隶属会宁县郭城驿镇，1936年秋开门迎红军，后被授予“支援红军模范村”称号。“这里地处两县交界处，是红军会师必经之地。”红堡子村党支部书记齐占虎说，当时红一方面军的同志找到当地民团团长王瀚，希望允许红军进驻红堡子。
“得知是红军，老人亲自迎。”王瀚后人王东良说，王瀚带领村民升起红军旗帜，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不仅热情款待，还捐献了钱粮和枪支弹药。在一份1936年9月的《红色中华报》上，有这样的报道：“仅在郭城驿一地，就筹集粮食四五百石。”
“红军将士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吃的用的，按价付款。”会宁县政协原副主席王文汉说，红军进城后，有一些住在百姓家。“他们就在院里搭个棚，席地而睡。”王文汉说，吃喝用度，红军记着账，临走前都付了钱。王文汉珍藏了两枚红军付款用的银圆，曾有人慕名前来，出高价收购，“我说，给多少钱都不能卖。后来我捐给了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王文汉说。
作风优良一家亲，党的军队得到了会宁人民倾力支持，筹集了大量粮食、钱物。据不完全统计，会宁为红军筹集粮食近500万斤，布匹衣物6380件（匹），还有大批银圆。“全县有400多人参加了红军。”杨婷介绍，朱德总司令在离开会宁时语重心长地说：“会宁人民对革命是有贡献的，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对红军的支持，谢谢父老乡亲！”
悠悠祖厉河，浓浓鱼水情。在一次战斗中，一位红军连长不幸牺牲，村民们以最高的礼遇，安葬了这位英雄。多年来，这位连长的坟墓几经迁移，如今位于红堡子村的一处山坡上，墓碑上刻着“红军先烈黄连长佚名之墓”。“大家不知道他是哪里人，也不晓得叫啥名，只知道姓黄，是个连长。”王东良说，逢年过节，总有村民到墓前祭奠，85年来从未间断。
新的胜利
有党史研究者曾这样总结：瑞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点，遵义是红军长征的转折点，会宁是红军长征的会合点，延安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长征胜利结束，新局面就此打开。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于1936年11月21日在环县山城堡全歼胡宗南部232旅及234旅两个团，以辉煌的胜利展示了红军会合后的力量。”李荣珍介绍，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人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在会宁，一则“小红军救魏煜”的故事家喻户晓。1936年10月9日，会宁城门楼前红旗飘扬，军民敲锣打鼓，准备迎接大部队。当地居民魏鸿儒的儿子，年仅3岁的魏煜，跟着贴标语的小红军战士，来到县城西门附近的一条街上。突然，天空传来敌机的轰鸣声，人群四散，炸弹落下。年幼的魏煜，被小红军挡在了身下。敌机飞走，硝烟散去，人们在牺牲了的小红军身体下，发现了得救的魏煜。
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里，摆放着这位小红军的画像。“为报恩情，魏鸿儒将小红军葬在了祖坟旁，并立下一条规矩：只要魏家还有一个人，就要永远祭奠这位小红军英雄。”杨婷说，魏煜成家后，给三个儿子起名为继征、续征、长征，合起来就是“继续长征”，以此让后辈儿孙记住红军长征的历史和血浓于水的恩情。
继续长征，也寄托着当地群众的美好期待。“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每年“七一”前后，甘肃会宁的很多党员干部都要再次走进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重温入党誓词，缅怀革命先烈。“有党的领导，有长征精神，乡村振兴，我们干劲十足。”齐占虎说完，便吼了句村民自编的秦腔，“昔日黄滩绿树阴，盐碱地里能生金”……
版权声明
三军会师——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大会师
三大主力红军在陕甘地区的会师，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重大战略决策。红军广大指战员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排除张国焘的破坏和干扰，终于在1936年10月胜利会师陕甘，实现了党的重大战略决策，完成了历时两年的伟大长征。这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上的伟大事件，意义十分重大。
红一方面军举行东征战役
为了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推动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红一方面军按照党的瓦窑堡会议决定，举行东征战役。
红一方面军举行东征战役，是毛泽东大胆而又具有远见卓识的一着绝妙好棋。1935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已经明确指出：目前，陕甘晋三省是我们发展的主要区域。他认为，日本军国主义独占华北，反帝运动高涨，反帝革命在全国酝酿，这些地区的人民急需革命。因此，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
毛泽东为什么要把山西作为红军发展的主要方向呢？
第一，他认为，东征山西接近抗日前线，可以推动全国抗日救国形势的迅速发展，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赢得全国各阶级各阶层人士的拥护和支持。
第二，山西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红一方面军东征山西，突破阎锡山晋绥军的黄河防线，在山西扩大红军、补充给养、筹措粮款、征集物资，不但可以减轻陕甘根据地在经济上、兵员上的压力，而且可以巩固扩大陕甘根据地。
第三，有利于推动国民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同共产党和红军率先在西北地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就是说，红军选择亲日反共的阎锡山晋绥军为主要的作战对象，可以避免同有抗日要求的国民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在正面发生冲突，率先为在西北地区实现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新局面创造条件。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执行‘抗日联军’的策略，把敌人营垒中间的矛盾与破裂组织到民族战线上去，把我们营垒同‘第三营垒’结合起来，成为统一的民族营垒”。
第四，进攻山西可以把入陕的晋绥军调回山西，减轻陕北根据地的军事压力，乘机恢复和发展陕北根据地。
1936年2月20日，毛泽东亲自与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东渡黄河，举行东征战役，至5月5日，历时75天的东征战役结束，并取得重大胜利。
首先，红一方面军在山西20多个县播下了抗日的种子，发展了革命力量，壮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并给阎锡山的封建统治及其推行的反共媚日政策以沉重的打击，受到山西乃至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其次，歼灭晋绥军7个团，俘其官兵4000余人，缴获各种武器4000余支(挺)、火炮20余门；迫使阎锡山将其入陕“进剿”红军的晋绥军5个旅撤回山西，减轻了陕北根据地的压力，恢复和巩固了曾经失去的陕北根据地；8000余名青壮年积极参加红军，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并筹款30余万元，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缓解了红军抗日经费的困难。
再次，红一方面军经受了锻炼，提高了战斗力，尤其是取得了渡河作战的宝贵经验。
第四，推动了华北乃至全国的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剥夺了蒋介石、阎锡山的政治资本，把建立和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动权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使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领导全国抗日救国的大本营。
上海的许多抗日团体以及鲁迅、茅盾、宋庆龄等都纷纷写信给中共中央，坚定地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1936年3月29日，鲁迅、茅盾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
读了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各党派及一切军队宣言》、中国红军为抗日救国的快邮代电，我们郑重宣言：我们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号召，我们认为只有实现中共、中苏的抗日救国大计，中华民族方能解放自由！……
这时，李济深也发表拥护抗日的通电，冯玉祥主张抗日与不打红军。在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内部，也分成联日反共与联共反日两派。上海，拥护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各种刊物达30多种，其中《大众生活》销量达20余万份，蒋介石亦无法制止。马相伯、何香凝等带头在上海街头举行抗日示威游行。许多外国记者也赞助反日运动。
总之，红一方面军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措了财物。这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确定的新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正确的。
红一方面军举行西征战役
红一方面军东征回师后，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向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全国海陆空军，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同胞，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反蒋”口号，呼吁“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并希望“全国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人民、党派，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的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督促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
但是，蒋介石仍然不顾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无视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倡议，顽固地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着手建立以陈诚为总指挥的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指挥入晋的国民党中央军和晋绥军各一部，以及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等共16个师另2个旅，对红一方面军发动新的“进剿”，企图首先夺取以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为中心的陕甘根据地。
经营以陕西、甘肃、宁夏为中心的西北抗日根据地，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所采取的重大战略决策。为了巩固扩大以陕西、甘肃、宁夏为中心的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推动国民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甘的战略计划，开辟西北抗日新局面，中共中央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为基础组成西方野战军，举行西征战役。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革军委以红一方面军第1、第15军团和第81师、骑兵团共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举行西征战役，向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首先打击坚持反共的马鸿逵、马鸿宾部，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
5月14日，西方野战军在陕北交口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彭德怀等出席会议。毛泽东作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总结红一方面军东征战役的经验，进行西征战役的动员，使红军指战员明确了西征战役的任务和有利条件，增强了胜利的决心和信心。会后，彭德怀领导西方野战军迅速投入西征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
按照中革军委下达的西征战役命令，西征野战军兵分左、右两路军，向陕、甘、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至7月27日胜利结束。
西征战役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首先，它给予坚持反共的马鸿逵、马鸿宾部以沉重打击，开辟了陕甘宁根据地。从1936年5月下旬至7月下旬，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西方野战军对马鸿逵、马鸿宾部予以大量杀伤外，还俘其官兵2000余人，缴获各种枪2000余支(挺)、战马500余匹，占领了环县、定边、盐池、豫旺4座县城，开辟了纵横各400里的陕甘宁新根据地。后来，这一根据地发展到北迄长城，南至淳化，西邻固原，东到黄河，全区连成一片，总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万。1937年5月，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陕甘宁根据地改称陕甘宁特别行政区(简称陕甘宁特区，9月改称陕甘宁边区)，下辖36个县和神府特别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指挥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和指挥中心。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夺取宁夏战役计划，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甘，巩固和发展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重大战略举措。
这时，张学良十分希望红军主力会师，壮大陕甘的抗日力量；也希望尽快与苏联沟通联系，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和支持，以便红军、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共同抗日。因此，毛泽东在中共中央1936年6月16日正式与共产国际沟通电讯联系后，开始着重考虑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和夺取宁夏、打通苏联的问题。6月29日，他致电彭德怀指出：“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为此的任务。”
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12日，毛泽东等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要求他们继续北上，共取宁夏。
8月25日，中共中央将这一战略计划报告了共产国际。9月11日，共产国际书记处致电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批准了这一战略计划，并表示红军占领宁夏区域后，给中国以帮助。同时强调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向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
这时，蒋介石为阻止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分化瓦解东北军，命令其嫡系胡宗南部重新进驻甘肃。为此，中共中央于8月30日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明确指出：我们的基本方针是“迫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能不与我们妥协，以达到两党两军联合反对日本的目的”。
8月31日，红一方面军主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从豫旺堡南北地区向西出动，至9月14日，先后占领了七营、王家团庄、高崖子、将台堡、兴隆镇、界石铺、同心城等广大地区，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甘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红二方面军按照《成徽两康战役计划》，发起进攻，至9月21日，在成县、两当、徽县、康县先后成立了苏维埃政府，组织了陇南抗日游击队、“两当县义勇军”和东河、东北、东关口、东柳沟四个抗日委员会和一支拥有1000多人的徽县工农游击大队。红二方面军在地方政权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下，仅在半个月时间内，扩大红军2000名，筹集了大批抗日资财。
但是，张国焘再次公开向党中央发难。8月22日，他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提出红四方面军主力准备在永靖渡黄河西进，袭击永登，控制兰州北岸，一部出中卫援助一方面军夺取宁夏，一部控制渡口，其余在临潭、岷县吸引胡宗南部。
8月27日，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及各方面军首长，明确指出：“四方面军应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尔后向宁夏、甘西，二方面军应暂在外翼钳制敌人，以利我主力之行动。”并号召“一、二、四方面军首长应领导全体指战员发扬民族与阶级的英勇精神，一致团结于国际与中央路线之下，为完成伟大的政治任务而斗争。”
9月8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强调指出：向西行动须求得苏联协助。9月至11月三个方面军的行动，应照商定办法执行。并指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不要抗日反蒋并提，我们从2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相反地提出“联合抗日”口号，请依此方针改进自己的宣传工作。但是，张国焘仍然不相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够建立。9月9日，他命令红四方面军准备以两个军先西渡黄河，接着主力跟随西进，遂行其“西进计划”，偏安于青海、新疆、甘西地区。
这时，各路国民党军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正陆续向西兰大道中、西段和甘南地区集结，企图切断三大主力红军会合的通道，各个击破红军。中革军委为打破国民党军的企图，于9月13日决定提前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并制定了《静会战役计划》，以红一方面军一部向西兰大道静宁、会宁段挺进，直接配合红四方面军夹击胡宗南部，一部确保定边、盐池、豫旺县等要地于手中，为下一步夺取宁夏创造有利条件；红四方面军主力迅速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敌占领该线，此是最重要一着”；红二方面军在甘南和陕西西南地区活动，以一部兵力直出宝鸡以东地区，钳制与侧击胡敌，配合红四方面军先机占领西兰大道之隆德至定西段。
但是，张国焘拒绝执行军委颁布的《静会战役计划》，并于9月13日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我们大计以快向西北进为宜。”同时，命令红四方面军部队由临潭、洮州旧城西进，经循化、永靖西渡黄河，向青海、甘西、新疆实施战略退却，企图抢先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继续与中共中央相对抗。
9月14日，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并要求红四方面军迅速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部切断，不妨碍尔后红一、红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
9月16日至18日，中央西北局在岷州三十里铺举行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张国焘、朱德、陈昌浩、傅钟、曾传六、李卓然、何畏、萧克、刘少文等。会议否定了张国焘西进青海，继入甘西、新疆的错误主张，决定继续北上同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制定了《通庄静会战役计划》，并于18日命令红四方面军向静宁、会宁进军。
但是，就在制定静会战役计划具体方案时，张国焘与中共中央闹独立的故态又恶性发作。这时，陈昌浩第一次公开与张国焘唱了反调，主张北上，与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争论十分激烈。朱德耐心地劝说张国焘要维护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要个人推翻集体决议。张国焘成了孤家寡人。
9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为争取张国焘放弃其西进错误主张，率部北上同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再次致电朱德、张国焘并任弼时、贺龙，指出，“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
为了加强对三个方面军的领导和指挥，中共中央采纳了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的意见，决定组织军委主席团。21日，毛泽东等致电朱德、张国焘和红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完全同意任、贺、刘、关意见，以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周恩来因准备去南京谈判，此间军委以毛、彭、王三同志赴前线与朱、张、陈三同志一起工作”(即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和朱德、张国焘、陈昌浩)。
但是，张国焘仍然坚持其西进的错误主张。21日，他在漳县前敌指挥部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推翻了中央西北局的决定，命令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掉头西进，“迅速在循化附近渡河，先机占领永登、红城子一带”。
与此同时，张国焘为封锁消息，命令红军总司令部第1局局长周子昆、第1局第1科科长潘同、第2科科长曹广化：“所有未经我签字的电报一定不准发出，请兄等绝对负责。”并继续玩弄两面派手段，于22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并转任弼时、贺龙：“我们完全同意国际指示，实现红军主力进到宁夏及甘肃北部的计划。”朱德虽尽力劝阻却无济于事。9月24日，红四方面军在通渭的部队按照张国焘的命令，转向西进。
9月2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聂荣臻，指出：“四方面军决心向西，从永靖渡河，谋占永登、凉州，其通渭部队二十四日撤去。据云渡河后，以一部向中卫策应一方面军占宁夏。此事只好听他自己做去。”目前阻止胡宗南部西进仍属重要，界石铺仍应确保于我手中。此外，请考虑是否用红1军团主力及第81师占领固原、镇原线，威胁平凉、瓦亭。
这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了实现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陕甘的战略计划，避免红四方面军遭受严重损失，即致电任弼时、贺龙、刘伯承：“请你们向国焘力争北上计划之有利，西进将限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且妨碍宁夏计划。”
9月27日，中革军委致电朱德、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徐向前：“迭接二十六日两电，敬悉一切，并有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西渡计划行动等语。”“中央认为：第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到达任务之危险。”“如四方面军西渡，彼将以毛军先行，胡军随后，先堵击青兰线，次堵击凉兰线，尔后敌处中心，我处僻地，会合将不可能，有一着不慎全局皆非之虑。”“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仍在外翼制敌，则万无一失。”
经过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耐心说服教育和朱德、任弼时、贺龙等的劝说，加上由兰州附近难以西渡黄河，张国焘才被迫同意停止西进，继续北上。9月28日，他同朱德、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已遵照党中央指示停止西渡转向北进，先头一师十月四日可到通渭，八号可到介(界)石堡(铺)”。与此同时，他们下达《通庄静会战役计划》，从9月30日起，红四方面军由岷县、漳县等地，向通渭、会宁前进。10月7日，红四方面军先头第4军到达会宁，同红一方面军第73师和第1军团会师。随后，会宁城防务交于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1师主力移驻城郊，红一方面军其他各部均相继撤离。9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城，受到红一方面军部队的热烈欢迎，并赠送了红四方面军大批毛衣、毛袜、毛手套和肉、菜等慰问品。
与此同时，红二方面军按照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命令，于10月4日开始北移。至10月22日，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县)，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陕甘，标志着历时两年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25军、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时，总人数共20.6万余人，途经14个省，总行程共达6.5万余里，翻越雪山21座，进行重要战役战斗600余次(其中师以上规模的战役战斗120多次)，牺牲军以上干部9人(其中有原红8军团政治委员黄甦、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红25军政治委员吴焕先、红5军副军长罗南辉、红6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红28军军长刘志丹等)，牺牲营以上干部432人，沿途补充兵力6万余人，长征结束时，红军共保存3万余人。红军的人数虽然减少了，但这是经过千难万险锻炼和考验的民族精华，是全国同胞团结御侮的核心。正如周恩来所说：“我们红军像经过了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存下了树身和树根。”毛泽东也满怀豪情地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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