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像海滩位于东帝汶的首都帝力，旁边还有一座东帝汶著名的基督雕像。基督像海滩是理想的潜水之地，在海底可以看到五彩斑斓的珊瑚、各种各样的鱼类；基督像海滩以及附近的港湾非常适宜观看海鸟，这是去东帝汶基督像海滩的主要活动之一；整个海滩细软，周围被青山环绕，山上是如画般美丽的的红树林，山峦层叠，这所有的一切都值得一游。
基督像海滩旁边的基督雕像，其外形类似于巴西的基督雕像，这是一件非常美的建筑，它矗立在首都帝力东部的悬崖上；游客需要攀爬阶梯到达山上观看，这个过程虽然有点冒险但是其中乐趣无穷，达到山顶后可以俯瞰整个帝力市。观看完基督雕像以后，游客就可以和朋友及家人到山下的海滩尽情的放松了，吹着海风、看着海景、还能品尝美味的海鲜，真是一个奇妙的旅程。
悦读上海 上海老城厢的基督教教会学校
现在坐落在方斜路上的上海市第九中学原来是一所女子中学——上海市第九女子中学，而它的前身又叫裨文女中。该校建于1850年，是上海出现的第一所教会女校。
在介绍裨文女校之前，必须先简单地介绍该校创办人裨治文（Elig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年）和裨治文夫人（Eligah Gillette）。 裨治文（1801—1861年）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贝尔彻城的一个基督教家庭。1826年从阿默斯特大学毕业后，又到安多弗神学院深造了三年，成为一名传教士。1829年他受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差会之派遣启程来中国，第二年2月22日，经过四个月的海上航行，裨治文到达澳门，三天后又到了广州。他不仅是美国派遣来华的最早的基督教传教士，也是最早的抵达中国的美国基督教传教士。 当时，中国只允许外国人在广州一口开展对华贸易，裨治文在美国商人的帮助下在广州居住，并学习中文。
当时，已先他到达广州的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在外国商人的资助下，积极筹备出版The ChineseRepository（《中国丛报》），裨治文就被聘为编辑。1832年5月《中国丛报》在广州出版，它是中国出版的最早的报纸。 1834年，第一个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逝世；第二年，在广州的传教士为纪念马礼逊而设立了“马礼逊教育会”。这个教育会的宗旨是“在中国开办和资助学校，在这些学校里除教授中国少年读中文外，还要教他们读写英文，并通过这个媒介，把西方世界的各种知识，送到他们手中”。
裨治文任教育会的秘书，他在马礼逊教育会上发表长篇讲话，认为：“教育肯定可以在德育、社会、国民性方面，比在同一时期内任何陆海军力量，比最繁华的商业刺激，比任何其他一切手段的联合行动，产生更为巨大的变化。”从此，裨治文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上。 1839年裨治文在澳门创办马礼逊学堂，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容闳和中国近代第一位名西医师黄宽等就是裨治文的学生。
1845年裨治文与格兰德相遇，并在香港教堂举行了婚礼，有了这位美貌聪慧的贤内助的帮助，使裨治文在事业上有了更大的创新。1847年，裨治文奉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差会之命来上海组织成立“圣经委员会”，并于6月3日抵达上海。1850年，在裨治文的帮助下，裨治文夫人格兰德就在西门外肇嘉浜畔购地创办了一所教会女校，因为“裨”字有使受益的含义，于是，格兰德夫人即以丈夫华名裨治文的省略，将学校取名“裨文女塾”。这所女校成了上海出现的第一所女子学校，也是中国出现的第二所女子学校。 格兰德夫人对创办教会女校的意义有独到的见解，她认为：与男子相比较，中国妇女的地位是很低下的，她们不能同男子一样接受教育。中国甚至鼓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论，而身为人母的女子又是对子女影响最大的人，因此只有先改变妇女，提高妇女的文化修养，再通过她们去影响子女，将是改变中国的一条捷径。今天看来，格兰德夫人创办女校的思想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裨文女塾初创时只设启蒙课，还针对中国的特殊情况，增设家政、刺绣等课程，于是，裨文女塾创办后不但没有遇到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反对，还有不少富裕人家也将女孩送入该校读书。大概到1860年后，该校增开了初中，总计分：初等小学、高等小学、初级中学三级，成为老城厢著名的教会女校。 裨治文夫人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成员，所以当1861年其丈夫裨治文逝世后，她有心将该校转归圣公会接办，但是遭到公理会的反对，从此，该校在组织上发生了分歧。1881年6月，裨文女校的部分师生与虹口的美国基督教圣公会的文纪女校合并，改称“圣玛利亚女中”，并迁白利南路（长宁路）新校址（曾是上海纺织专科学校。1999年8月并入中国纺织大学改名的东华大学。如今此处已形成中山公园商圈）。1953年，圣玛利亚女中和中西女中合并为上海市第三女中，所以，今天的市三女中校史也可追溯到裨文女中。之后，裨文女校又归属监理会系统的美国女公会接办，宋庆龄的母亲倪桂珍就是该校毕业生，她和宋耀如（宋庆龄父亲）也是在这里相识的。 1931年裨文女校向上海市教育局注册，还在武定路开设“北校”。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中，该校虽位于战区，但没遭日军轰击。为考虑学生安全，一度迁“北校”上课，战后仍迁回原校址。1951年取消教会学校，该校改名沪南女子中学；1953年又改名上海市第九女子中学；1966年取消女中，又改称上海市第九中学了。 今天的市南中学和市八中学原名分别为清心男校和清心女校，它们也是上海创办的两所最早的美国基督教教会学校。它们是由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牧师范约翰（John Marshall Willonghily Farnham）夫妇创办的。 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是进入上海稍迟的基督教差会。1842年，一位出身于美国参议员家庭的北长老会传教士——娄理华只身来到澳门，并在澳门创办了一家以印刷《圣经》为主的“花华圣经书房”。当时，中英《南京条约》刚签订，娄理华就计划在两年的时间里考察刚开放的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等五个口岸，并择一地作为发展北长老会事业的基地。1844年他考察过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后，认为宁波有较大的发展余地，就将花华圣经书房从澳门迁到了宁波。1847年他又来到了上海，认识到上海比宁波更有发展潜力，尤其是上海的租界是发展基督教事业最理想的地方。他讲：“凡是外国人聚居的地方最终会成为同中国本土很不一样的租界，而且，每一件事都表明，若要对改变中的中国能有一个影响它的总部，这里正是理想之地。”于是，他计划将设在宁波的花华圣经书房迁到上海。可惜，当他从上海赶往乍浦，再从乍浦乘船去宁波途中遭到海盗抢劫，并被抛尸大海，他的计划也由此被耽搁下来了。 娄理华的弟弟娄理仁听到哥哥噩耗后，旋即携妻来到中国。在宁波处理了哥哥的产业后，也到了上海，他购进了沪南陆家浜北的一块空地，在这里建造了一座小教堂——清心堂，并在沪南一带布道传教。北长老会的工作刚有所成绩，不料1860年娄理仁在上海逝世。三个月后，他的妻子也返回美国。北长老会的工作一度停顿了。于是，这一年春，长住宁波的北长老会牧师范约翰夫妇奉命来到上海，宁波的花华圣经书房也迁到上海英租界北京路清远里（今北京东路288弄），并改称美华书馆，正式对外营业（美华书馆在19世纪末迁虹口北四川路横浜桥，对上海商务书局的诞生和发展起过很大的作用，因该书局址不在老城厢，今略）。 范约翰夫妇到上海时，正是上海最混乱的时候。当时以忠王李秀成为首的太平军东进军先后攻克了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宁波等苏南浙北的大部分地区，并继续挥戈东进上海，大量的江苏、浙江难民进入上海。这些难民大多留宿街头，以偷盗抢劫为生。还有，不少孤老和孤儿，他们亟须得到社会的帮助。于是，范约翰帮助上海道应宝时在上海建立孤儿院和养老院，收容孤儿和孤老，同时动员教会，增加慈善拨款。就在这一年秋天，范约翰收容了若干难民儿童，在娄理仁旧宅及他创立的清心堂兴办了清心私塾；第二年，范约翰夫人范玛利也收容若干女童创办了清心女私塾（初创时名范玛利女校）。范约翰夫妇分别任男校和女校校长。 北长老会牧师范约翰夫妇在协助上海地方政府处理难民潮中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同时，清心男、女学校也是为收容孤儿而创办的学校，所以这两所学校初创时曾得到应宝时道台的拨款。当然，这两所学校的早期学生大多是难民，初创时仅是一个扫盲班加收容所。以后，随着上海局势的平稳，该校的建设也逐渐走上正规化。 清心书院创办后，范约翰任校长22年，1890年范约翰要到闸北创办北长老会闸北堂，1891年他又忙于创办《中西教会报》，才辞去校长之职。以后，由美籍传教士薛思培继任。1910年清心中学为动员校友捐款扩建学校，成立了“联旧会”（即校友会），并由联旧会选举产生学校董事会，清心校友郭秉文被推选为会长（1925年改由高凤池接任）。就在这一年该校依靠校友的资助扩建了校舍，并重建了教堂（该堂由鲍华甫先生捐款兴建，故称“思鲍堂”，但习惯上仍称清心堂）。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国人反帝排外情绪高涨，1926年就由校联旧会决定，聘请中国人张石麟为校长，从此结束了清心中学由外籍人任校长的历史。
现上海市第八中学内景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清心中学校址遭严重毁坏。学校先后借南京路惠中中学进修补习学校上课；1946年1月又迁回沪南的原校址上课；1953年改名市南中学。 和清心中学一样，清心女中校长也长期由范约翰夫人担任。清心女中初创后的一段相当长时期里，教育并无太大的成就。从1909年起该校改董事会制度，1918年得到校友和社会的支持，购进陆家浜南面土地26亩重建新校址，兴建了校舍。1926年张蓉珍任校长，后又添建了食堂，其规模和质量均超过了清心男中。 “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为保障学生安全，该校一度迁协进女校（址为今公安局静安分局）上课，后又购进静安寺路591弄5号（今南京西路第一小学）上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学校被日军强占，一直到1946年2月才迁回原校（小学部仍留在南京西路，解放后改称南京西路第一小学）。1953年改称上海市第八女中；1966年取消女中，改称市八中学。
悦读上海 你所不知道的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及其大楼
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YMCA）是世界性跨国别、泛宗教的青年组织，分布于世界各地，以通过团结活动和公民训练，发扬青年基督徒高尚品德为宗旨。据记载，1844年，一家英国伦敦布店的业主威廉斯认为当下青年堕落现象严重，就联合一些青年组织了一个青年俱乐部，在当地开展活动，目的在于“提高布店和其他行业的青年的灵性修养”，以后这种形式被世界各地接受并推广，使基督教青年会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青年组织。活动的主要方式就是根据青年人的特征，开展体育运动、野营、生活辅导、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公共事业和公民活动。
进入中国后，中国的基督教口号是“非以役人，仍役于人”就是不奴役人民，为人民而献身的意思。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又将宗旨更明确化，就是努力将青年培养成德、智、体、群全面发展的人才，会员不限定为基督教信徒，团结和服务的对象不分信仰。中国或上海的基督教青年会会员不受信仰和教派的约束，只要志愿参加即可以入会，但又规定，基督教信徒可以成为基本会员。 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与美国的关系比较密切。
穆德（John R. Mott）是美国人，1888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并从事基督教青年会在学校的工作，就在这一年，他在美国组织了一个叫“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执行委员会”的机构，并担任主席。他发起了“基督徒学生运动”，动员在校或刚毕业的大学生加入这个组织，并到海外开展学生运动，他的行为得到美国的不少教会的认可和支持。到了1894年，他又提出了“为基督征服世界”的口号，而当时美国正在积极筹划向太平洋地区扩张，准备向控制菲律宾的西班牙发动战争，也就是“美西战争”。美国要向太平洋地区扩张，就得加强对该地区国家的经济、文化渗透，于是美国基督教青年会也成了美国政府的排头兵，急先锋。就在“美西战争”即将结束时，1898年穆德就在他的组织的会议上提出：“耐心地、彻底地刷新异教徒的生活，包括个人、家庭、城市、宗族、国家的实际生活和倾向的各个方面，目标是要把异教国家的每一个异教徒，使之成为在耶稣基督里的新人。”
王正廷（1882-1961），字儒堂，浙江奉化人。出生于基督教家庭。早年就读于上海的英华书院，旋考入天津北洋学堂，1905年赴日本留学，次年加入同盟会，1908年赴美国，1910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回国后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工作，1915年至1917年任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是第一位担任此职的中国人，后因步入政界而辞去该职。穆德是1896年首次到中国的。王正廷在一篇文章中讲： 在穆德先生来华以前，学校青年会的数目只有三、五个，其中一个是设在天津的官立学校里，他来华旅行的结果增加了二十二个新的学校青年会。 早在1890年中国基督教宣教大会在上海举行时，会议正式邀请北美基督教派员到中国开展工作。之后，北美基督教不断派人来中国，1900年，北美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路义思（R. E. Lewis）联合了中国教会人士约50人，以及上海几个学校的青年会在上海正式成立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这也是中国出现的第一家城市基督教青年会，最初租“苏州路（今南苏州路）17号”的一幢半西式房子为会所，可惜难以确定这幢房子确切的位置了。不久又迁“南京路（南京东路）149号”的底层，这里原来是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堂，当时会审公堂已迁北浙江路新址，他们就租会审公堂旧址为会所，位置即今南京东路720号的上海第一食品公司。
南京东路720号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成立后，由于青年会成员不强行规定为基督教信徒，入会或参加青年会组织的人越来越多，青年会必须解决会所和活动场地问题。1905年，上海青年会得到旅沪甬商朱葆三的慷慨捐赠，其中包括一块位于英租界四川路的5亩土地，分两期建设，先建东楼，1907年建成，由英商爱尔德洋行设计，建筑占地1 583平方米，砖混结构五层（现加建为九层）。建筑立面的处理简洁，清水红墙，没有太多的非功能性装饰，只是大门以白石材做拱形门，与红砖形成色彩上的反差，增强了建筑的色彩和立体效果。青年会的服务宗旨是推动青年的德、智、体、群的教育和全面发展，除了青年会的机关设在该楼里，其余的房间全部用作教室和活动室，在这里开办各种讲座，举办民众歌咏活动和比赛，中英文辅导班等。西楼建于1914年，据说是一位叫马特的美国基督徒捐款建造的，西楼建成后，原东楼的中英文辅导班全部迁入西楼，并正式称“青年会中学”。
四川中路595-607号
到20世纪40年代后，上海基督教活动处于低潮，于是东、西两楼均为青年会中学使用，即今浦光中学，地址为四川中路595-607号。由于东楼从原五层被加建为九层，建筑外观遭严重损害，显得十分不协调。 四川路的基督教青年会，今为 北美基督教青年会在海外的活动符合美国对亚太地区扩张的政策，并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
1910年10月20日，美国总统塔夫脱在白宫召开了一次关于北美基督教青年会的专门会议，对他们在亚太地区的工作给以充分的肯定，他发表演讲说： 通过我们的国务院，我们可以对其他国家在道德等方面的进步表示同情和关心，不过国务院在这方面的工作要受到限制，而且会受到严格的限制。但没有人会认为我们到中国去设立基督教青年会是抱着任何占领他们土地或干涉他们国家的内政的野心的，我们可以提拔青年会的会员能在他们本国的政府内占有重要的位置。通过他们这些人，我们就能够使这些落后国家最终地接受我们的文明和道德标准。 政府不能直接出钱，公开支持北美基督教公开的传教活动，那就得动员美国的企业和民众来捐资，就在这次会议上，美国“石油大王”就同意捐资54万美元，仅几个月后，穆德就已募得资金二百余万美元。
1901年清政府被迫与多国签订《辛丑条约》，其中赔款高达四亿五千万两，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共计九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估计当时大清每年的财政总收入约一亿两，可见赔款额之巨大。这次赔款是针对1900年，即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而起，故称“庚子赔款”。1909年，美国为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主动提出“减免”庚子赔款中尚未付清的余款，但中国政府还得支付赔款，只是美国将获得的赔款改充中国留学生费用，在中国创办、兴建学校、医院之类教育文化、医疗卫生设施（后来其他国家也仿效此法），在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也多少获得“庚款”的资助费用。
1931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又在“八仙桥”建设青年会新楼，为示区分，原在四川路的旧楼称“四川路青年会”，新楼则称“八仙桥青年会”。 近代以后，进入中国的基督教大多是由英国、美国的各教会的“差会”（Missions or Protestant Missions），也即各教会的“海外布道会”派遣的，所以，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有明显的教派、国别的区分，教会和传教士领取“海外布道会”的资助、津贴，也得听命于“海外布道会”，进入20世纪，尤其辛亥革命以后，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中国的教会和传教士不愿听命于海外的布道会，掀起了“本色运动”，英文为Indigenous movement or naturaliz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即“在华基督教本土化运动”。
1922年全国基督教大会发表的《教会的宣言》中讲： 我们对西来的古传、仪式、组织，倘若不事批评，专做大体的抄袭，卑鄙的模仿，实在不利于中华基督教永久实在的建设……所以我们请求国内耶稣基督的门徒通力合作，用系统的捐输，达到自养的目的；由果决的实习，不怕试验，不怕失败，而达到自治的正鹄，更由充分的宗教教育，领袖的栽培及挚切的个人传道，而达到自传的目的。
多伦路59号
“本色运动”的方向是引导中华基督教的自养、自治、自传，即所谓的“三自”，而其最直观的变化，就是西方基督教建筑的中国化、民族化。 鸿德堂的英文名为Fitch Memorial Church，即“费启鸿纪念堂”，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传教士费启鸿博士（Georg F. Fitch，1845-1923）创建于1882年，址在北京路靖远街（今北京东路288弄内）。1923年费启鸿逝世，1928年，北长老会在虹口窦乐安路（今多伦路59号）重建新堂，该教堂建筑打破了传统教堂的规制，屋顶全部采用中国传统建筑的斗拱飞檐，其他部位也极富中国建筑特征，使你无法从建筑上认为这是教堂，而也许会误认为是道观。八仙桥青年会大楼由时任上海市建筑师协会会长范文照创办的“范文照建筑事务所”设计，范文照、李锦沛、赵深主持设计，汪裕记营造厂承建，十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占地面积2 211平方米，建筑面积12 870平方米，中西混合风格，建筑平面呈“凹”字形，主立面朝西，临西藏南路，两侧对称，外立面以三层为界分作两大块，三层以下为人造大理石贴面，设计比较简洁，花岗石做成的通二层的大门框，在三层檐部设计有明显的腰线，以中国传统的“雷云纹”作为图案。
四层至八层则以棕色的高岭土机制砖（俗称“耐火砖”）作为贴面，在八层与九层，以及九层以上的建筑顶端设计为中国传统的重檐屋顶，以蓝色琉璃瓦铺顶，这个形制与北京的前门十分相似。室内装修也努力中国化。八仙桥青年会大楼的设计先于“大上海计划”，毫无疑问，该建筑对后来“大上海”的建筑有一定的影响。 除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上海还有“西侨青年会”（The Foreign Y. M. C. A.），是上海侨民的基督教青年会。它的建立时间不详，大概在20世纪20年代，与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资助北美基督教青年会在华事业有直接的关系。
西侨青年会大楼由洛克菲勒财团投资兴建，1932年建成，由美商哈沙德洋行设计，钢筋混凝土结构，占地面积1 933平方米，前部九层，后部十一层。以近现代主义为主，并有新古典主义痕迹的“折中主义”建筑。建筑对称，立面水平分为三段，竖向也分三部分。出入口开在中轴线，中央并列三扇方形门洞，两侧开圆拱形窗，大圆拱内又以小柱分为两个小圆拱，这是意大利风格的“帕拉弟奥式窗”（Pallaian window）的变形；中轴线的二层至三层设计为通层长窗三扇，用科林斯式双柱支撑圆拱，十分气派，两侧则改为单层的圆拱窗和方窗；底层至三层的外墙用不同色彩的面砖拼出菱形的纹饰，此又是装饰艺术建筑中常用的手法。
三层以上，中间后退，形成“凹”字形，在功能上照顾到中轴线的二层与三层的采光，兼顾四层以上建筑的通风、采光，而从视觉效果上又增强了建筑的立体效果。四层以上采用直线条构图，呈现出建筑现代主义的简洁和高耸。关于该建筑的构图，有人认为象征由50个白星聚于一个红方块，整幢建筑好像竖起来的美国星条旗。建筑内设有游泳池、体育馆、弹子房、图书馆、阅览室、体操房、更衣室，更像一个娱乐场所或体育馆。该“西侨青年会”不分国籍、种族和宗教信仰，11岁以上品行端正者均可入内。这里除了西侨青年活动外，还经常举行西侨青年和中国运动员的各种友谊赛和锦标赛。1950年8月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1953年10月后划归上海市体委，长期为市体委机关所在地，今为上海市体育俱乐部，地址为南京西路15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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