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谷（玛甸沙勒）考古遗址曾经被称为黑格拉（Hegra），是约旦佩特拉城南部的纳巴泰文明保留下来的最大一处遗址。遗址上有保存完好的巨大坟墓，坟墓正面有纹饰，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
石谷（玛甸沙勒）考古遗址中还有约50件纳巴泰文明之前就已存在的铭文和一些洞穴绘画，是纳巴泰文明独一无二的证明。该遗址上有111座巨大坟墓，其中94座都有纹饰，而且还有多处水井，它突现了纳巴泰文明的建筑成就和水力技术知识。
Al-Hijr Archaeological Site (Madâin Sâlih) 必去理由：纳巴泰文明保留下来的最大遗址
纳巴泰文明的独特见证：沙特阿拉伯 • 玛甸沙勒考古遗址 & 穆斯林的朝圣之路：吉达，通往麦加的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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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甸沙勒考古遗址
Al-Hijr Archaeological Site
(Madâin Sâlih)
玛甸沙勒考古遗址（Madin Slih，又称Al-Hijr，或Hegra）是第一个在沙特阿拉伯登记的世界遗产。过去称作Hegra，现在则是约旦佩特拉古城南部纳巴泰文明最大的保存遗址。它拥有可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期间的、保存完好的坟墓和被装饰过的外立面。此处遗址也以前纳巴泰时期的50份铭文和一些洞穴壁画为特点。玛甸沙勒遗址承载着纳巴泰文明独一无二的见证。
纳巴泰人（Nabataeans，又译纳巴提人），是在约旦、迦南的南部和阿拉伯北部一带活动的古代商人，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弗拉维奥·约瑟夫斯（Titus Flavius Josephus，公元37年～100年）把叙利亚和阿拉伯边界、幼发拉底河至红海的地区命名为“纳巴泰”——从此纳巴泰成为纳巴泰人在绿洲的居住地和名字的来源。
◎ 玛甸沙勒考古遗址是第一个在沙特阿拉伯登记的世界遗产，见证了来自亚述、埃及、腓尼基以及希腊化时期的各种各样的装饰与建筑风格在当地的相互影响与碰撞。
就遗址的所在地而言，玛甸沙勒位于纳巴泰文明影响范围内的南方，它的完整性不但显而易见，而且保存完好：陵墓的建筑和装饰被直接刻进砂岩，其中111处坟墓遗址（94处被装饰过）和水井是纳巴泰建筑成就和水力技术的杰出样板。
玛甸沙勒考古遗址见证了来自亚述、埃及、腓尼基以及希腊化时期的各种各样的装饰与建筑风格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碰撞，以及一些古老语言（Lihyanite、犹太法典、纳巴泰语、希腊语、拉丁语）在碑文中的存在。
除此之外，玛甸沙勒考古遗址也见证了纳巴泰使用大量在岩石中开凿出来的人造井这一农业技术的发展。这些井如今依然在使用。
玛甸沙勒古城也是古典时代晚期国际商旅贸易的见证。
◎ 就遗址的所在地而言，玛甸沙勒位于纳巴泰文明影响范围内的南方，它的完整性不但显而易见，而且保存完好：陵墓的建筑和装饰被直接刻进砂岩。
吉达，通往麦加的门户
Historic Jeddah, the Gate to Makkah
吉达坐落于红海东岸。从公元7世纪开始，它就被确立为印度洋贸易航线上的一处主要港口，把货物运往麦加。它也是由海路前往麦加的穆斯林朝圣者的门户。这两个角色见证了这座城市向多元中心的发展，形成独特的建筑传统，包括19世纪晚期由城市商业精英建筑的塔状房子，融合了受漫长贸易线及其所在地的工艺影响的、红海珊瑚建筑传统。
吉达反映了红海建筑传统的杰出影响。一种对红海两岸的城市影响极为普遍的建筑风格，只有为数不多的遗迹在沙特阿拉伯王国保留下来。这种风格以19世纪晚期被城市商业精英建造的、被大型木质罗山（Roshan）装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塔状房子为特点，以及低珊瑚石房子、清真寺、堡垒（ribat-s）、露天剧场和小型公共广场——共同构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空间。
◎ 吉达，清真寺，一位阿拉伯男人正在阅读《古兰经》。由于坐落于红海东岸，吉达在把货物运往麦加的同时，也成为由海路前往麦加的穆斯林朝圣者的门户。
历史上，吉达是一个渔村。在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历史上第三位哈里发奥斯曼·伊本·阿凡（Othman ibn Affan，公元577年～656年）把吉达任命为麦加的官方港口后，吉达就在那些乘船到达阿拉伯的穆斯林朝圣者心目中扮演着一个象征性的角色。这种与穆斯林每年的朝圣之间的紧密联系赋予吉达一种世界主义的人口构成：亚洲的穆斯林、中东和非洲的居住者和工人，促成城市的发展与繁荣。
吉达反映了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并引进了连接欧洲与印度、亚州的蒸汽船之后，印度洋海上贸易的最后繁荣。这一繁荣为商人们带来了巨额的财富，他们建造了装饰极尽奢华的房子，并带来了露天剧场和清真寺的发展。此外，海上航行船只的增长允许越来越多的朝圣者到麦加朝圣，导致了专门为这些朝圣者提供的膳宿的日渐增长。
◎ 吉达，阿尔巴拉德老城区，当地独特的建筑传统融合了受漫长贸易线及其所在地的工艺影响的、红海珊瑚建筑传统。
本文节选自《文明》2017《“一带一路”上的文明记忆》珍藏版
%20全球首次%20视觉展示
%202017《“一带一路”上的文明记忆》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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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河遗址荣获“世界考古论坛•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奖
2017年12月8日上午，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在上海开幕，10项“重大田野考古发现”评选结果揭晓，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天门市博物馆三家单位联合发掘天门石家河遗址考古项目成功入选。这是石家河遗址继“2016年度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再度荣获殊荣，在世界舞台展示了石家河遗址的独特魅力。
颁奖现场
“世界考古论坛•上海（SAF）”是创建于2013年的非营利性组织，是国际考古学界的高端学术交流平台，旨在宣传考古成果、促进考古研究、彰显文化遗产的现代意义。论坛致力于促进国际考古学界的交流与合作，提升世界范围内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的水平，推进考古资源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上海市政府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海市文物局承办。每两年举办一次，在此之前的2013年与2015年已成功举办过两次。作为论坛的其一议程，每届考古论坛都会评选、公布全球范围内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和重大研究成果奖各十项左右，并为入选项目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2015年，我省唐崖土司遗址与湖南老司城遗址、贵州海龙屯遗址为代表的中国土司遗址获第二届“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奖，此次石家河遗址考古项目是我省首次独立获奖，也是本届中国唯一获得“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的项目。
湖北天门市石家河遗址位于长江中游腹地、江汉平原北部与大洪山南麓结合处的山前地带。石家河遗址主体位于东西两河之间，总面积达8平方公里，是长江中游地区目前发现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的史前聚落遗址群。
石家河地理位置
石家河遗址发现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中期，至今已走过了六十多年的考古探索历程。特别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推广聚落考古的理念、探索区域文明进程的总体目标下，通过三十年多来的工作，建立了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与谱系框架、揭示了一大批蕴含文明信息的代表性遗存，奠定了石家河遗址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进程格局中的特殊地位。
最近三年来开展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新发现与新突破。遗址中心新发现谭家岭古城，始建年代为油子岭文化晚期，是同时期我国发现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也是屈家岭文化晚期石家河古城兴起的重要基础。三房湾揭露了一片以烧制红陶杯为主的大型陶场；印信台揭露了大批与祭祀相关的套缸、瓮棺、刻划符号等遗存，是长江中游地区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场所；谭家岭出土的240余件技法精湛、造型精美的玉器，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
谭家岭古城北部城垣与城壕
三房湾制陶场
印信台套缸
神人头像
虎座双鹰佩
连体双人头像
目前，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获国家文物局批复立项。湖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已批准成立由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黄楚平任组长、副省长郭生练任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并制订了三年行动计划予以强力推进。
此次获奖是对石家河遗址考古过去多年工作的肯定，我们将以此契机，不忘重任在肩，以回应时代召唤的拼搏精神，秉承“创新、开放、合作、共享”的理念，既要加强文物的保护研究，同时积极推进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扎实推进石家河遗址的发掘、研究、保护与利用，让石家河遗址的活力与魅力绽放新的光彩。
石峁遗址考古人：还原“石峁王国”的人们
石峁遗址“皇城台”雪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孙周勇（右一）与专家分析“皇城台”出土的石雕。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邵晶在石峁遗址的神面纹石立柱发掘现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室外工作之余，石峁考古队队员邸楠（右一）与同事一起在室内做陶片拼对工作。记者 周明摄
被台阶状石墙包裹、最顶部墙体饰以石雕的“皇城台”。 记者 周明摄
石峁古城外城东门遗址一角。记者 周明摄
2011年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榆林神木发现并发掘一座4000年前的古城——石峁遗址。这座古城以超过40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一举刷新了中国史前城址的纪录。
10年间，多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扎根在石峁遗址所在的这片山头，在烈日风沙下，在刺骨寒风中，用脚步探寻着石峁遗址的寸寸土地，也将他们的青春献给了这座“石头城”。
对于石峁遗址考古队员们来说，过去的10年，石峁遗址从未辜负过他们的每一次探寻，一次次探寻不断带来惊喜。“10年往事，历历在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石峁考古队队长孙周勇说：“在考古队的攻坚下，石峁遗址正缓缓褪去它神秘的面纱。不过，重现石峁辉煌，我辈任重道远。”
扎根于斯 奋斗于斯
石峁遗址出名已经很多年。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内考古界前辈刊发的文章，学界和更多人感受到了石峁遗址文物精美绝伦的震撼。而在更早时候，关于石峁遗址的存在，也有许多“蛛丝马迹”可寻。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一批来自榆林神木的玉器开始在古董商手中流转，最终流入欧洲和美国。
可惜的是，石峁遗址在出名的同时，也开始了多舛的命运。据石峁考古队副队长邵晶介绍，此前石峁遗址多处墓葬遭遇被盗，大量文物流失海外。从2011年开始，石峁遗址的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和重点复查正式开展。随后，孙周勇作为领队和考古队队长主持石峁遗址考古发掘工作。
邵晶还记得10年前考古队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情形。25岁的他刚从学校毕业不久，那时的石峁遗址，还只是黄土高原上梁峁间依稀可辨的一些断壁残垣。唯一可以容身的地方，是几处已经废弃多年的土窑洞。
“遥想初到石峁之日，洒扫庭院、接水拉电、安门配窗，离‘皇城台’不远处那座被废弃了20年的窑洞小院迎来了新主人——石峁考古队。”邵晶曾在回忆自己石峁遗址发掘生涯的文章中如是写道。
初到第二日，鲜艳的考古队队旗在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升起。风起时，队旗猎猎有声，仿佛在向石峁大地宣誓，石峁考古队将扎根于斯、成长于斯、奋斗于斯。
起初，因为山里手机信号差，每天早上考古队出工的时候，队员们便将自己的手机挂在树上搜寻信号，遇到下雨，村民们忙着跑回家收衣服，而他们则忙着跑回去收手机。
受客观条件限制，石峁考古队在旧窑洞里一住就是好几年。队员们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几公里外的镇上拉水。冬天零下20多摄氏度的低温，将三轮车发动机的外壳都冻裂了。
说起石峁遗址所在地生活环境的艰苦，给考古队队员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租住在老乡民房时经常能遇到蝎子。“大家开始没有意识到，很多人都被蝎子蜇肿了胳膊和腿，后来在窑洞里抓蝎子，已经成了我们考古队的‘副业’了。”孙周勇说。
发掘半年，随着发掘工作的有序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惊喜不期而至。
2012年10月，考古队对这里有了一个宏大的印象：一方面，内外瓮城、南北墩台、门塾、门道以及两翼的马面、角台等城防设施，虽历经4000年风雨，仍岿然矗立；另一方面，这里只是石峁城址的一座城门，还有更为壮阔的精彩等待考古队去发现。
那年冬天，滴水成冰，严寒异常，可东门那面飘扬的鲜红队旗，仍旧在大雪和凛冽的寒风中飘扬。“苦是苦，但跟石峁遗址不断给我们带来的惊喜相比，那些辛苦都不算什么。”邵晶说。
青春献给“石头城”
在石峁遗址，考古队日复一日，历经了无数次的日出日落，看到过无数次的满天星斗，也经历了冬季一场又一场从不缺席的雪，和从来不会迟到的春暖花开。
2020年之前，邵晶每年在石峁遗址发掘现场的工作时间都超过了300天。而这，也是其他考古队队员的日常。经年累月在考古一线，有些考古队队员甚至将家属带了过来。考古队队员赵向辉的孩子就是在这里长大，又在附近镇村上了学。
对于石峁考古队队员来说，常年的坚守源自他们内心对于考古的执着与热爱。曾在学校当过老师的邸楠，正是因为心中割舍不下对考古的热爱，再次选择人生方向，考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成为石峁考古队的一员。
发掘工作是寂寞的，考古队队员每天的工作也大多是重复性的。白天，大家扛着仪器和工具沿着山峁走走停停，日落之后，又回到驻地，在灯下开始分批清理、归纳和整理挖掘到的陶片、骨器等。
不过，看似平淡的工作也时有小插曲发生。2018年盛夏的一天，考古队队员突然开始齐刷刷地拉肚子，在检查饮水设施时，发现有多只老鼠掉入水窖。于是，他们只好停下手头工作，开始清理、整修。
而这也给考古队队员一些启迪：如今生活在山中的考古队吃水都如此困难，那石峁遗址的先民们用水又是如何解决的？在石峁“皇城台”遗址中是否也存在储水设施？经过长达数月的发掘，考古队在“皇城台”台顶一处低洼区域找到了两处规整的长方形大坑，他们推测，这里很可能是一座具有储水功能的池苑。
发掘工作也是一种奉献。说起背后默默支持他们的家人，对于家人的亏欠感又浮上考古队队员的心头。“考古队队员可以说过着一种‘苦行僧’式的生活，在外一跑就是好几个月。”孙周勇说，“我们这个团队耐得住寂寞并甘于奉献，邵晶的孩子才两个多月大时，他就带着孩子、媳妇和母亲一起在工地住了。有这样一群甘于付出的人，我感到特别幸运。”
“考古工作就是这样，既然选择了田野一线，就必须舍弃其他。”邸楠坦言，常年在外，从家人角度来看也是一种付出，正是有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才能让自己在喜欢的考古道路上一直坚守着。
为考古画完那个圈
石峁10年，考古队队员用手中的铲子和毛刷让石峁遗址走上了世界考古的舞台。
2020年底，国外《考古》杂志评选过去10年“世界十大重要考古发现”。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入选，一同入选的还有意大利庞贝遗址的新发现、埃及的木乃伊制作、吴哥的遥感考古等。如今，神木石峁遗址还入选了我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也是在这10年，石峁遗址的面貌，在考古队队员手铲与毛刷之间逐渐清晰：规模宏大、建筑精良的外城东门址，成排成列分布的房屋基址、高等级墓葬等不断被发现；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构成的三重城垣被揭示。
对于石峁考古队队员来说，2019年夏天的那个下午让他们难忘。在通向“皇城台”最顶部的廊道中央，手铲轻轻拂去沙尘，一个圆形轮廓的石雕文物被发现，随着周围的黄土一点点被拨开，一个直径约50厘米、高度近1米的神面纹石立柱露出真容。
“与它对视的那一刻，历史一下子活了起来，这时我仿佛面对着一个鲜活的‘石峁人’。为什么要修建如此宏大的石城？为什么会藏玉于墙，又以外族少女祭祀？我还有太多太多的问题想去追问。”邵晶向记者打了个比方，考古从发起疑问到仔细求证的过程，就如同在纸上画一个圆圈，考古工作者就是用毕生所学一点点画出这个圈。
10年来，在石峁考古队的不懈努力下，形如金字塔的“皇城台”、固若磐石的防御体系、众星拱月式的聚落结构……这些新发现正在一步步还原“石峁王国”的图景。不过，放眼40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有关石峁遗址的发掘工作还远未结束。
10年间，从外城东门到“皇城台”，考古队对于石峁遗址的情感不曾变过。回首过去，考古队队员们经历了缺水少电、暴雨寒潮、虫蝎横行等种种艰苦，朋友们说他们是在坚守，可他们更愿意说是在享受。
如今，虽已不能像以前那样常驻石峁，但邵晶坦言，以后如果还有机会，自己仍愿意回到那里，“过去的10年，不曾后悔，再多个10年，亦不会后悔。希望自己能为石峁遗址这个考古圆圈画上最后一笔。”（记者 周明）
来源：陕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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