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孜勒塔木遗址
克孜勒塔木遗址，[依其力克乡南面·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已全部辟为农田，面貌不清。仅见在地表、田埂和沟渠中散布有大量陶片和石器残块等遗物。
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的发现与收获
一 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地理环境
新疆尼勒克县位于西天山伊犁河谷的东端，所处的尼勒克盆地是伊犁河谷三大盆地中最小的，川流不息的喀什河东西横贯，从古至今滋养着这片土地。这里水草丰美，气候适宜，对于早期人类的农耕、狩猎、游牧、渔捞等经济类型来说，这种山前环境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可利用的动植物及水资源，相对封闭的空间环境又像是天然安全防线，天山深处，犹如世外桃源，是古人生存的理想场所。吉仁台沟口遗址（图一）就位于尼勒克盆地东北角的一隅之地，喀什河右岸（行政区划属于尼勒克县科克浩特浩尔蒙古民族乡恰勒格尔村），西距县城约20千米。相传民国时期有宗教人士想在此处修建庙宇道观，察其地形，称之为“五龙之地”，不敢亵渎而悄然离去。
图一 吉仁台沟口遗址全貌
二 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发掘历程
2015年６月，为配合尼勒克县基本建设，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吉仁台沟口墓地实施了抢救性考古工作，共计发掘早期铁器时代至宋元时期墓葬76座。在发掘墓葬过程中发现所发掘墓葬有打破早期遗址的现象，遂进行了布方试掘，揭露遗址面积1000平方米，清理房址５座，墓葬３座（图二），明确发现最早的燃煤遗迹，定名为“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2016年再次发掘，清理遗址1500平方米，揭露房址12座，获评国家文物局“2016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六大考古发现”之一。
图二 打破遗址的墓葬
鉴于该遗址的重要性，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转抢救性考古发掘为主动性考古项目，并纳入“考古中国”边疆重大研究项目。2018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对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共清理房址20座，窑址２处，墓葬２座，另发现灶（火塘）、灰坑、冶炼遗迹煤堆等200余座，釆集遗物标本1000余件，对于研究新疆史前时期的年代分期、文化谱系、聚落形态、社会状况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等，都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2018年９月，举办吉仁台沟口遗址现场专家座谈会（图三）。因其重要发现及学术研究价值和意义，遗址获评中国“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9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图三 专家座谈会
2019、2020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对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的高台遗存连续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确认高台遗存属于高等级大型墓葬，是目前为止在新疆乃至欧亚草原发现的史前时期面积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石构墓葬建筑遗存，被国家文物局评为“2019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目前联合考古队正在对大墓进行第三次考古发掘和清理，以期了解大墓的具体构筑形制及墓葬理念。
三 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发掘收获
经过2015、2016和2018、2019、2020年五次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明确了遗址主要由吉仁台沟口内侧的居址区和吉仁台沟口外侧的高台遗存组成（考古勘探显示其周边分布有房址、灰坑、窑址、墓葬等遗迹40余处），总面积约50万余平方米。经北京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和美国Beta放射性实验室14C测定数据显示，吉仁台沟口遗址年代距今3600～3000年，是目前伊犁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以青铜时代为主体的聚落遗址，吉仁台沟口遗址大型房址、大型墓葬，在伊犁河流域乃至中亚地区都较为罕见，此处应该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集中之地即聚落中心。其间多项重大发现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
１．伊犁河流域青铜时代大型聚落遗址
吉仁台沟口遗址居址区共清理房址37座，体量之多，延续时间之长，在新疆乃至欧亚草原青铜时代都极为少见。古环境研究显示，遗址所在的四级阶地为原古河道改道位置，在遗址南边形成了离堆山。阶地形成后，继续在阶地上堆积黄土，吉仁台遗址大多数遗存均埋藏于阶地堆积上部的风成黄土堆积中。居址背山面水，按建筑规模可分为大小两种：大型房址面积约100～400平方米。有6座，分布相对独立。房址平面大致呈南北向长方形，建筑形制属于半地穴木框架式结构，门朝南，墙外有一周回廊式石垒护墙，居址中部为长方形石砌火塘，布局严谨匀称。位于台地西部的F6（图四）地势最高，居高临下，坐北朝南，规模最大，整体建筑南北长21、东西宽17.8米，房屋建筑面积374平方米，室内实用面积达240平方米，属于聚落的核心建筑，也是迄今为止新疆发现的最大的一座单体房屋建筑，很可能是社会上层贵族的居室，或是整个部落内部举行重要仪式的场所。
图四 大型房址Ｆ6
小型房址面积约20～60平方米，主要分布在居址区的东部，分布相对集中，依山梁地形呈阶梯状错落分布（图五）。平面分为圆形和长方形，建筑形制有半地穴和地面起建两种，房址中部一般都有一个圆形石灶，房址内遗迹现象单一，主要有灰坑、灶址（图六至图七）、居住面、踩踏面、灼烧面、卵石坑等。根据地层叠压打破关系、房屋形态和出土陶器特征不同，将遗址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流行中间有长方形火塘（图六）的大型半地穴式木结构房屋，分布较散，对居住房子有较高要求，修筑规范齐整，出土的陶器大多是筒形罐、折肩罐，年代在距今3600～3400年；第二期房屋规模变小，分布相对集中，形制趋于简陋，流行圆形石灶（图七），陶器则变得溜肩鼓腹，其颈部多装饰戳印珍珠纹饰，年代在距今3400～3200年；第三期很少见规矩房屋，没有发现明显墙体建筑，常在坡地上发现火塘、石堆和煤堆的遗迹组合，此时应该出现易于拆卸搬迁的帐篷式房屋，平底陶器仍是主流，但出现了圜底及较多的带流器物，年代在距今3200～3000年。三期房屋从大到小、从规整到简陋，陶器由筒形平底罐到圜底器（图八），反映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正好反映了公元前２千纪后期到公元前１千纪初，西天山地区人群的生业方式从较为稳定的畜牧经济向游牧经济的转变过程。欧亚草原游牧文化到底什么时候兴起的？又是源于何故？游牧文化的进程的研究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一个大问题。因此，吉仁台沟口遗址不仅为伊犁河流域青铜时代社会状况研究提供了研究资料，同时对整个欧亚草原地带此类研究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
图五 居址集中区域
图六 长方形灶
图七 圆形灶
图八 不同时期的陶器
２．世界最早的燃煤遗迹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大规模利用煤炭作为燃料的国家，煤炭的开发和利用出现在战国时期至两汉之际。随着遗址的大规模发掘，我们发现，在遗址早晚地层尤其是房址内部发现了大量煤灰、煤渣、煤矸石、未燃尽煤块以及煤的堆放点等（图九至图一一），显示出使用煤炭资源作为燃料这一行为贯穿了整个遗址发展的始终，历时达600年之久，这里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早使用燃煤的遗存，将人类对煤的使用历史上推千余年。煤火带来的光和热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生存环境。这种能源的发现和利用在人类能源利用史上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性质，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重大考古发现。经过实地踏查，遗址附近分布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在河岸、断崖、山坡、岩层发现可视煤炭点达７处之多，且埋藏较浅，露头较多（燃点低，易被自燃、引燃），这些无疑都使当时人们认识煤的可燃性几率提高。通过煤炭常量元素、微量元素、碳含量氮含量等对比分析表明，遗址使用的燃煤就是恰勒格尔村附近山坡的露天煤矿（图一二）。按《中国煤炭分类国家标准》，遗址用煤属于长焰煤，因其燃烧时火焰长而得名。
图九 煤堆(西—东)
图一〇 房址F2 (西—东)
图一一 F2原煤堆放点(西—东) 图一二遗址中采集的煤炭标本
３．动植物考古揭示古人生业方式
房址内釆集动物骨骼共1170件（图一三至图一四），经动物考古专家鉴定，皆属哺乳动物，种属有羊，牛、马、狗、羚羊、马鹿、狐狸，胳驼等，以羊，马，牛为主要种属，近48％的骨骼为羊，30％为牛，10％为马，应是当时主要的肉食来源。通过植物考古，遗址发现炭化农作物种子12153粒，粟、黍、大麦、小麦四种农作物在遗址中都有发现。遗址中也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的石磨盘（图一五）、石磨棒，经过植硅体和淀粉粒分析，是用来对粟类作物、麦类作物和某些块根块茎类作物进行加工处理的，这些发现一定程度上表明农业在当时的生业经济中占有一定比重。“小麦打西来，小米自东传”，在距今约5000～4000年前，源自西亚的小麦和裸大麦（青稞）开始在中国出现，成为最早传入中国的两种“西作物”；源自东方的粟、黍农业也相继出现在中亚、南亚及东欧等地区。有人称其为“早期作物全球化”。要破解这些考古学、人类学与全球变化等领域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地处中亚、连接东西的新疆无疑成为关键点位。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的通天洞遗址距今5200年的地层中浮选出了农作物炭化种子，就其数量而言，以黍占有绝对优势，辅以小麦和裸大麦，还有极少量的粟为主要特征；距今4000年至3800年的小河墓地同样出土有小麦和黍的遗存；在吉仁台沟口遗址F27房址中，由于房屋是因焚毁而倒塌，特殊埋藏的环境致使出土了12105粒炭化黍种子（图一六），炭化黍种子等遗存的发现揭示了农作物向西传播的路径，这是伊犁地区青铜时代该类作物的首次发现，也是已知的黍西传路线上中国境内最西面的点（在哈萨克斯坦草原距今4500～4000年遗址中就发现黍的遗存）。因此吉仁台沟口遗址东方农作物的发现，为黍的西传路线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新视角，对于粟黍类作物的西传、“早期作物全球化过程”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图一三 遗址内采集的动物骨骼 图一四 遗址内采集的动物骨骼
图一五 石磨盘
图一六 F27房址出土的黍
４．出土新疆最早的陶范
遗址发掘过程中出土了十余件浇铸铜器的陶范，是制作铜镜、铜锥、菱首剑、管銎铜戈等小件铜器和武器的模范。这是新疆青铜时代遗址首次发现陶范，数量较多，加之在遗址中我们还发现了炼炉、鼓风管、铜矿石、铜锭、坩埚、炉渣、炼渣等冶金遗物（图一七），这些发现无疑说明在吉仁台沟口遗址存在制铜加工，要素完整、链条清晰，存在明确的铸铜生产活动，新疆各地尤其伊犁地区，发现较多青铜时代的青铜器，但基本没有冶铸遗存发现。因此，吉仁台沟口遗址是新疆史前完整冶金证据链的最重要的发现，对于研究新疆地区青铜时代冶铸手工业，以及西方青铜文化的东向传播和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图一七 反映炼铜铸铜活动的遗物
考古发现而言，早期青铜器，西方是以锻造为主的技术传统，而中国是以铸造为基础。作为铸造铜器的介质，常见的有石范、金属范和陶范（图一八至图二〇）。考古发现显示，以往在西方发现的铸铜范基本都是硬型范石范，而陶器历史悠久的中国内地中原华北等地才流行软型范陶范，从山西襄汾陶寺铜铃的发现看，中原地区陶范出现当不晚于龙山后期。因此，远在新疆西部的吉仁台沟口遗址陶范的出现，就颇为耐人寻味。
图一八 陶范
图十九 范料
图二O 遗址出土的铜刀、铜锥及铜锭
５．新疆发现的最早＂窑址＂
吉仁台沟口遗址中也有早期文化遗存发现，2019年在居址区东南缘发掘出２座公元前2600～前2400年的炭窑，比遗址上限年代还早了近1000年。窑址位于台地边缘凸起的山梁上，由窑室和火道两部分组成，形如勺状（图二一）。窑室近圆形，口大底小，内部积满木炭。在冶铜过程中利用木炭燃烧可以提高炉火的温度，有利于铜矿石的溶解。它是目前新疆发现的最早“窑址”。2019年在其附近发掘了一座年代相当的墓葬，也许他们就是炭窑的建造者和使用者。葬者姿势怪异（图二二），随葬陶器为夹砂灰陶，陶质粗糙，火候不高，微敞口，溜肩，斜壁，平底，其形态具有早期缸形器的特点（图二三）。结合墓葬测年数据看，可能与这一时期在外乌拉尔和哈萨克斯坦地区主要分布着的辛塔什塔文化有关。它们在时代上虽然与吉仁台沟口遗址存在空白和缺环，但这些遗存的发现无疑对我们在本地探寻吉仁台沟口文化的渊源提供了有力线索，延伸了历史轴线，为构建伊犁河流域史前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提供了宝贵材料。
图二一 居址区东南缘的炭窑 图二二 M86
图二三 M86出土陶器
６．畜牧人群的＂王陵＂
高台遗存位于吉仁台沟口外侧（图二四），通过2018年的勘探和试掘及2019、2020年两个年度的考古发掘，遗址虽然揭露面积有限，但我们大体明确了高台遗存的性质、结构和具体年代，对于研究欧亚草原青铜时代晚期墓葬形制、丧葬思想、社会结构和生业经济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发掘和勘探显示，高台遗存是一处大型方形覆斗状墓葬，主要由地上高台坟冢和半地下墓室两部分构成。地上高台坟冢为边长120米的正方形，方向为北偏东３°，面积近1.44万平方米。四周有石砌围墙（残高约70厘米，墙体由层层石板交错垒砌，残存１～９层，规整平直，外围铺有一周红土），边缘高约1.5～２米，中心高约５米。从封堆的堆积来看，经历了两次大的修筑过程，明显可以分为两大堆积层，以青灰硬土面为界，上层构筑边缘向中心墓室汇聚的石条带，石条带两两（或三）成组，构筑形成宽窄不一的石包土的梯形墙体，从高空俯瞰，犹如太阳的万丈光芒（图二五）；下层则是用石块构筑宽大的实心梯形石墙，石墙之间存在较多隔段，填以大量灰烬，同样表达太阳崇拜理念（图二六）。
图二四 高台遗存原貌
图二五 放射状石条带（ 墓葬四分之一）
图二六 墓室清理
中心墓室由半地穴式墓室和包裹墓室的土、石墙构成，平面略呈“甲”字形（图二七）。用石板构筑石室，面积近40平方米，西部有宽约1.6米的斜坡墓道（这种带斜坡墓道的墓葬两三百年后在中国殷商时期贵族墓葬大为流行）。墓室外周在生土上用红胶泥土筑成略高于墓室的圆形土墙，其外用石块堆筑成高达３米的石堆包裹，形似中原地区的三重槨。因多次严重盗扰，没有出土任何遗物。
图二七 中心墓室
2020年在中心墓室东部清理扰坑时又发现４个神秘坑洞（图二八），形制少见，坑洞中均单面砌石墙（高约1.2米），坑洞内较为狭窄，开洞处见明显石块封堵现象，其性质有待2021年的发掘。
图二八 新发现的坑洞
体量巨大的工程，结构特殊、复杂的墓葬形制，彰显了墓主人的至高地位，应该是王陵级别的早期畜牧人群墓葬。和众所周知的图瓦阿尔然王陵面积相当，但早六七百年，这对于重新认识欧亚草原的社会发展进程有极为重大的意义。这座“王陵”是如何建造的？墓主人是谁？规模如此宏大，等级如此之高，其内部具体结构又如何？修筑它花费了多少工时？如何组织修筑？隆重而神秘的葬礼是如何举行的？会不会有大量的陪葬坑或殉葬坑？太多的谜团，需要我们去探索未知，揭示本源！
（图文转自：“文物天地月刊”公众号）
责编：韩翰
塔克拉玛干沙漠尼雅遗址、精绝古国寻踪（图）
2019年6月4日，我们中国探险协会和田万方乐奏旅游集团共同组成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探险首秀团，经过了前2天沙漠越野车的艰苦跋涉，为了探秘尼雅遗址之精绝古国，来到了和田地区民丰县红旗村，做第2次进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准备。因为这是离尼雅遗址最近的民居。
我们住进了村里的民宿。团员被分到两家，我和马辉、王方辰、图尔洪、张志忠共住一个大屋。屋里面有两个大炕，非常宽敞。梁子、詹尼和两个女工作人员住我们隔壁，她们的房间也做餐厅用。
这家房东对我们非常热情，端水、端饭全是一个老大爷，妇女们都在其他房间忙着做饭，虽然我们语言不通，但我们相处气氛很融洽。晚饭是拌面，同时桌子上还摆着馕、馓子、油糕等食品，任你随时享用，我们吃了个肚圆。
饭后，我们来到村口，观看村民们的精彩演出。这是树林里的一片开阔地，地上铺了一个长地毯就当舞台了。这个村的文化活动搞得相当不错，他们有自己的文化流动车，有成套的音响和灯光设备。男乐手在面对观众的地毯外边坐一排，女演员站在后排。遗憾的是，我们的位子离舞台太远（中间隔着往来的车道），所以只能远远的欣赏节目，也无法参与其中。村民的节目都是“非遗”项目，如《高山麦西来普》及古典维吾尔族舞蹈和民歌。总之，演出还是挺精彩的。当然，也有我们没想到的惊喜，不仅可以一边看节目，一边喝啤酒，居然还能就着一米长的红柳穿的大羊肉串。之前，我们在老乡家已经吃了晚饭，没肚子再吃这么美味的食品了，但我还是扎扎实实地吃了一串，因为真的好吃。节目演完了，接着放电影，原说放《最后的沙漠守望者》宣传片，结果放的是新疆科学院拍的一部有关克里亚人的记录片。
6月5日清晨，本来说8点出发，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拖到9点半才出发。出发前图总给大家讲了话，中心意思是要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车队做好进沙漠的准备，仍然是给汽车轮胎放气，一切准备停当，我们再次向大沙漠挺进。这次的沙漠行程是沿着干枯的尼雅河道走，路边不时有枯死的胡杨，而不见芦苇了。
我们寻觅的尼雅遗址，位于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境内红旗村以北20公里的塔克拉玛干南缘沙漠中。东西向7公里宽，南北向25公里长，散布在尼雅河古河床沿线。为两汉魏晋时期精绝国遗址。上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在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南缘尼雅河畔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并从这里挖掘出封存了千年的各种珍贵文物12箱之多。当这些文物被带回英国时，使西方学者大为震惊，尼雅遗址因此被称为东方“庞培城”。 斯坦因的东方之行成果确凿的证明了“东方庞培”并非虚妄之谈。斯坦因在1901年、1906年、1913年和1931年，曾经四次到塔克拉玛干进行地理和考古探险活动，足迹遍布尼雅，安迪尔、楼兰和罗布泊。如果单从考古成果方面评价，他的确取得了比较辉煌的成就。但是，在当时考古手段已经比较完善的社会背景下，斯坦因采取了雇佣大量民工悬赏挖掘的手段，给文物遗址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在当时旧中国知识界的普遍反对之下，于1931年5月被南京政府电令出境。
20世纪50年代末，新中国考古学者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逐渐展开了对尼雅遗址的调查研究工作。1959年2月，史树青先生一行深入尼雅进行遗存清理和文物采集。1959年10月，新疆博物馆李遇春率10名考古队员在遗址区进行了9天工作，提供了相对比较完整的发掘资料。60年代以后，由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的原因，尼雅考古工作未能继续。直到80年代，这项发掘工作又开始恢复。1980年12月，新疆博物馆与和田地区文管所合作，对尼雅进行遗址调查和清理发掘，又发现了一批有价值的文物。从80年代末期开始，由日本净土宗僧侣小岛康誉先生与新疆自治区文化厅合作，对尼雅遗址进行了长达5年的系统调查，该项调查仍在继续。其间，新疆考古研究所也在该地区同步开展工作。从80年代末开始的对尼雅遗址进行的科学和系统的调查，对于提高人类的历史文化素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经考古发现，在1700年前的公元三世纪，发源于昆仑山脉吕士塔格冰川的尼雅河经此向北延伸，那时这里还是一片繁荣的绿洲。尼雅遗址是汉晋时期西域"丝绸之路"南道上的一处东西交通要塞。尼雅河下游尾闾地带。其间散落房屋居址、佛塔、寺院、城址、冶铸遗址、陶窑、墓葬、果园、水渠、涝坝等各种遗迹约百余处，是新疆古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且保存状况良好又极具学术研究价值的大型遗址之一。
我们途中停了两次车，据介绍，当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这里看到了小房子，而判断里面有大型遗址。
再走了大约1个小时沙路后，我们终于在连绵起伏的沙漠里找到了尼雅遗址的中心位置--一座古佛像和周围的村民住宅遗址。这里还有一个护林员的地下房子，里面很大，有6间房子，房子里有床等生活设施。据了解，这个护林员每半个月进来一次，查看遗址周边情况。我们中午就在这里安营扎寨了。
参观开始前，我们先进行了一项公益活动，用了20分钟的时间把周边的垃圾捡了起来，准备集中后带出沙漠。
在当地文物局官员的引领下，我们对佛像遗址群进行了参观。
尼雅遗址规模宏大，遗址中心标识物是一座佛塔，塔周围流散分布着组成的聚落、冶作坊遗址群、墓葬等。该遗址是塔克拉玛干现存最大的遗址群，它对汉晋时期丝路南道邦国以及丝路的人文地理变迁的研究，有着重要价值。尼雅遗址以地理坐标为北纬37°58ˊ20.7″，东经82°43ˊ27″的佛塔为中心位置，其范围南北约20公里，东西7公里。沿尼雅河呈南北向细长形状。东西北三面环绕着高大的金字塔型沙山，南部地势较低。其范围南北长20公里，东西宽10多公里，至少可划分为六组建筑群落。古建筑保存较好，房舍废墟分布在干涸的尼雅河东岸，3-1幢集中一起。地基一般用麦草、牛粪等台泥铺墁，墙壁多为红柳编成再外垠泥土。室内建有炉灶和贮藏窖。遗址内有渠道和古河道的痕迹。
国内外考古学家对尼雅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发掘，对各种遗迹以及尼雅遗址的聚落情况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但相关的全面系统研究有待深入，拓展。遗址中出土还发现有麦、青棵、糜谷、蔓菁、羊肉、羊蹄、雁瓜等食物。1959年在此发现一颗覆瓦纽炭精刻“司禾府印”印范，说明东汉在此亦开辟了屯田。此外还出士大量汉文、卢文木简、木犊，是极为珍贵的史料。还有大量的文物，大部分是各种木器、铜铁器、陶器、石器、毛织品，出土的古钱币有东汉的五侏钱等。遗址中出土过大量的文物，大部分是各种木器 , 还有铜铁器、陶器、石器、毛织品 ,出土的古钱币有东汉的五铢钱等。还有大批木简，大部分书写着怯卢文字 ,也有古代于阗文和汉文 ,还发现炼铁遗址和烧结物。墓葬区曾发现东汉时期的古墓一座，男尸裹着锦袍，上书 " 万世如意 " 隶书。中日尼雅联合考察队 1995 年 10 月发现一瑞兽纹锦，上书 "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 。出土房舍北约2公里有墓葬区，一般均无墓室，棺木大多为独木凿成，埋于沙下，破坏严重。遗址附近尚有一汉代冶铁遗址，曾发现有矿石、烧结铁、石凿、石球、砺石及残铁矿等。房舍内也有铲、镰等铁制工具，形制与类似今日陕西中部地区使用的。
196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将该遗址被公布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国务院公布将尼雅遗址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着近几年大规模的科学考察和考古发掘，封尘的尼雅遗址兴衰之谜将逐步被打开，丰富人们对于西域文明和丝绸之路的认识和了解。
但是，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精绝国里的居民们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至今仍然不知道。精绝国这个名字是突然出现在《汉书》里的，它以前的史书里，根本找不到精绝国的任何记载。
尼雅河流域的人类活动，从考古发现来看，最早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但是，没有人能够证明精绝国人就是那些挥舞着石刀石斧的人发展来的。他们之间或许有继承关系，但也可能是毫不相干的两群人。从《汉书》首次记载了精绝国以来，此后的史籍对精绝国的记载都很少，而且是人云亦云，使人们对精绝国的认识极其模糊。
比起史籍来，考古工作者能够向我们讲述的要多许多。尼雅遗址那些辉煌的发现，就是属于精绝国时期的遗迹和遗物。遗址里的建筑、墓地和生活用品，都向人们揭示出了这个早期绿洲城邦的物质文化和精神世界，令今天的人们浮想联翩。
精绝国人最后在历史上出现时，已经是改名为鄯善的楼兰国的子民了。作为一个袖珍国家，仅有500名士兵的精绝国在那个兼并战争如同家常便饭的时代是不可能长期独立存在的。楼兰国在改名鄯善之后，因为是西出阳关第一站，又得到了中原王朝的扶植，曾经盛极一时。大约在东汉王朝的末年，强大起来的鄯善兼并了包括精绝在内的邻近的几个绿洲城邦。从那时起，尼雅河流域被纳入鄯善王国的版图，变成了它的一个行政区，精绝国改名为精绝州。精绝人虽然没有了自己的国家，但生活比以前更好了，也比以前更安定。就是这样一座曾经辉煌的城邦，它的创造者在历史没有记载的情况下失踪了。留下了令后人无限猜想的精绝国消失之谜。
我们参观完佛像遗址群，回到“窝棚”里吃午餐，大厨李东海早就把饭菜准备好了，林黎胜老师居然还带了一瓶尼雅牌的红酒，我们在尼雅遗址边的“窝棚”里开了顿丰富的大餐，非常可口的馕炒肉，至今想起，香味犹在口。利用我们参观古遗址的时间，司机师傅们补了觉，因为今天行车是最艰苦的一天，我们要从这里直接返回和田市，路途遥远，没有这些勇敢的车手，我们寸步难行。
在尼雅遗址，随队的摄制组分别对我们每个人进行了采访，我重点谈了对克里亚人的感受，大家为了节省时间，都以最短的时间完成了自己的采访。采访结束后，我们以尼雅古迹为背景来了一个大合影。
大约4点左右，我们踏上归途。中途在一个大庄园遗址停了一下。由于时间太紧，我们放弃了葡萄庄园遗址的参观。2小时后，我们驶出沙漠，到红旗村装上我们的行李，告别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向和田市出发。
将近300公里的路程，我们用了6个多小时，中途还遇到了能见度只有5米的强沙尘暴、和田地区罕见的大雨。据当地车手说，这样的雨在和田地区很少能碰上，我们给和田人民带来了吉祥的雨水。6月6日凌晨1点，我们终于抵达了和田市，至此，沙漠探险首秀之旅圆满结束。
大漠无痕，我们来过！
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 2015～2018年考古收获及初步认识
吉仁台沟口遗址位于新疆伊犁尼勒克县科蒙乡恰勒格尔村东，地处喀什河中游沟口处，北邻依连哈比尔尕山，南与阿吾拉勒山隔喀什河相望，海拔约1200米。遗址由居址区和高台遗存两部分组成（见彩图1）。该遗址在2015年配合基本建设考古中被发现，并于当年和2016年进行了两次抢救性发掘。吉仁台沟口遗址是目前新疆伊犁河谷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以青铜时代遗迹为主体的聚落遗址，对于研究新疆史前时期的年代分期、文化谱系、聚落形态、社会状况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等，都具有重大学术价值。鉴于该遗址的重要性，2018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对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
一、居址区
居址区位于喀什河北岸一处三级台地上，台地北高南低，南北宽约200米，东西长约400米，面积约8万平方米（见彩图2）。台地上有厚5～10米的次生黄土堆积层，其下为卵石河床。根据古地质调查，该区域为喀什河古河道，距今一万年左右河道下切后形成台地。台地上草场丰茂，宜于放牧。三次考古工作累计发掘4500余平方米，共清理房址37座，窑址、灶（火塘）、灰坑、冶炼遗迹等300余座，采集遗物标本1千余件。此外，在遗址中还发现了极为丰富的燃煤遗存，出土大量煤块、煤灰、煤渣及未燃尽煤块等。
1.房址
房址多数集中分布在台地东部的背风稍低处，中、西部零星分布。房址按建筑规模可分为大小两种。房址内基本都包含居住面、灼烧面、灶（火塘）、卵石坑、灰坑等，灶（火塘）一般位于房址中部。
大型房址面积约100～400平方米，共计6座。最大一座F6位于台地西部，相对独立，功能和性质应比较特殊（见彩图3）。这些房址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属于半地穴木梁架式结构，营建方式为依山体坡度掏挖出簸箕状半地穴式房基，四壁垒石。其后在石墙边栽立长条石，内竖木柱构成墙体，并在房址中央围绕灶址栽立两排木柱以支撑屋顶。个别房址墙外有一圈回廊式石砌护墙。石砌门道位于房址南侧，长方形石砌火塘位于房址中部，二者连线大致构成房址中轴线，布局严谨对称（见彩图4）。以F25为例（见彩图5），该房址位于台地东部，西南被F24、F31叠压打破，东南被F28叠压打破。房址依台地坡度掏挖出簸箕状半地穴式房基，整体呈东南—西北向。平面大致呈长方形，面积约204平方米。房址内堆积厚约2米，可分为10层，内部迹象丰富，有柱洞、灰坑、煤堆（见彩图6）、烧坑、窖穴、基槽和烧土等90余处。石砌门道位于房址南侧，长方形石砌火塘位于房址中部（见彩图7），二者连线大致构成房址中轴线。F25内出土了大量兽骨和陶、石器。
小型房址面积约20～60平方米，共31座。在台地中部零星分布，大部分集中于台地东部，且多依山梁地形呈阶梯状错落分布。房址平面形状分为圆形和长方形两种，建筑形制则有半地穴和地面砌建两种。居址中部一般都有一个圆形石灶。门道方向不一致。以F23为例，位于台地东南角，西低东高，半地穴式，西南—东北向，平面大致呈横长方形，南北宽约7米，东西进深约6米。房址有5个使用期，发现有较多的柱洞、灰坑、烧土、石堆和煤堆等迹象，发现了大量煤块、煤渣和煤灰，出土了陶范、石范、炼渣、铜矿石等。
2.窑址
共计6座，其中编号Y4（见彩图8）和Y5的2座勺形窑规模较大，由窑室和火道两部分组成，南北向，窑室相对而建，相距约2米，火道一朝北、一朝南。火道平面呈圆角长方形，斜坡状。窑室近圆形，Y4口大底小，Y5口小底大。窑室内部堆积分层明显，有大量木炭，其中Y4内木炭层堆积厚40余厘米。木炭多用细枝或草本植物烧成。根据窑址形制及遗物，初步推测其为烧制或储存木炭的窑。除木炭外，仅在Y5内发现1块陶口沿片，夹砂灰陶，敛口，方唇，器表饰凹弦纹。
3.墓葬
共发现墓葬80座，其中属于青铜时代晚期的有9座，分布零散，规模较小。形制有半地面石棺墓与竖穴土坑（石棺）墓两种，均侧身屈肢，随葬少量素面平底陶罐、带柄铜镜、铜耳环等。余均为早期铁器时代、秦汉时期等晚期墓葬。
4.出土遗物
遗物主要出土在房址地面和上部堆积中，共约1千余件（套）。以陶器和石器为大宗，少量铜器、骨器和铁器等。此外，还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牛、羊、马等家畜的骨骼。陶器均手制，可辨的器形有筒形罐、鼓腹罐、折肩罐、高领罐和小陶杯等，多为平底器，少量小平底器、圈足或圜底器（见彩图9）。石器有磨盘、饼形石器、石球、石锄、石杵和石研磨器等，部分石器上残留有红色颜料。铜器有刀、锥、针、耳环等，以及较多与冶铸铜器相关的陶、石范（见彩图10）。另外，还集中发现2000多粒炭化黍的遗存（见彩图11）。
二、高台遗存
高台遗存北距居址区约1千米，地处喀什河沟口要冲，位置险要。平面大致呈方形，边长约140米。中部较高，边缘略矮，最高处约7米。因修建水渠、房屋、道路等，破坏严重。
2018年我们分别在高台遗存东北角和北、南、西侧边缘布设探沟，主要是想探明其确切范围和堆积情况。试掘发现，高台本体120米见方，外周有约10米的坍塌堆积。高台本体外周采用石块砌筑，石块朝外一面及接缝处均经过细致打磨，构筑的墙体齐直规整，间隙紧凑致密（见彩图12）。高台内部见石构墙体和灰层，灰层内夹杂煤块。因解剖面积有限，尚不清楚高台内部具体结构。遗存出土陶、石器和兽骨等。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有少量的夹砂灰陶，均为罐类器物，平底或圈足。石器有饼形石器、石杵等。从出土的遗物及测年数据看，与居址区应属互有关联的同时期遗存。
三、初步认识
1.吉仁台沟口遗址是以青铜时代为主体兼有铜石并用时代遗存的聚落遗址。铜石并用时代遗存分布在居址区东南缘，主要是2018年发掘的两座勺形窑，即Y4和Y5。窑址内采集木炭测年数据显示其年代在公元前2600～前2400年。虽因两座窑址仅出土1片陶片，也无与之对应的参考材料，很难确定其文化属性和功用，但就其本身的发现来看仍很具价值，一是发现了新疆第一处铜石并用时代遗址，且是具有一定功能用途的窑址；二是在年代上承接墩那高速阿凡纳谢沃文化墓葬，填补了发现上的缺环；三是对于梳理伊犁早期文明的源头、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等都具有很高价值，“将彻底扭转以往学术界在探讨早期东西文化交流时遇到的窘困局面”。
2.居址区房址与喀拉苏遗址和恰勒格尔遗址等发掘的房址在建筑方式、平面形制、出土遗物等方面较为一致，大型房址也与乌吐兰墓地、阔克苏西2号墓群的带斜坡墓道墓在形制结构上相仿、出土器物接近，存在着强烈的对应关系。这批遗存的年代集中在青铜时代晚期，约为距今3600～3000年（见表一）。
表一 吉仁台沟口遗址与相关遗址碳十四测年数据
实验室编号
遗迹单位
碳十四（BP）
校正年代（BC）2σ
标本物质
遗址
地区
USA-496699
2018NJY4③
4040±30
2631～2474（93.4%）
木炭（灌木）
吉仁台沟口遗址
喀什河流域
USA-514311
2018NJY4
3960±30
2504～2399（54.5%）
木炭（灌木）
吉仁台沟口遗址
USA-514312
2018NJY5
3990±30
2575～2466（95.4%）
木炭（灌木）
吉仁台沟口遗址
USA-496701
2018NJH15
2920±30
1211～1020（95.4%）
兽骨
吉仁台沟口遗址
USA-450555
2016NJF2
3300±30
1640～1505 (95.4%)
兽骨
吉仁台沟口遗址
BA160867
2015NJF3③
3275±30
1626～1497（93.8%）
兽骨
吉仁台沟口遗址
BA160863
2015NJF5③
3185±30
1508～1411（95.4%）
兽骨
吉仁台沟口遗址
BA160871
2015NJF6③
3250±30
1613～1491（80.5%）
羊距骨
吉仁台沟口遗址
BA160864
2015NJH26
3285±30
1629～1500（95.4%）
兽骨
吉仁台沟口遗址
USA-513858
2018NJF25⑩
3260±30
1616～1493（87.8%）
兽骨
吉仁台沟口遗址
USA-513859
2018NJF27
3120±30
1451～1291（95.4%）
炭化黍种子
吉仁台沟口遗址
BA160883
2015NJM49
2935±20
1211～1056（95.4%）
左踝骨
吉仁台沟口遗址
BA160892
2015NJM75
2950±25
1231～1055（95.4%）
踝骨
吉仁台沟口遗址
USA-513857
高台遗存东墙②
3270±30
1623～1496（92.7%）
兽骨
吉仁台沟口遗址
BA172062
2016NKF2③
2920±25
1210～1028（95.4%）
兽骨
喀拉苏遗址
BA172063
2016NKH8
1845±25
120～238AD（89.8%)
兽骨
喀拉苏遗址
BA172064
2016NKF3H13
2895±35
1209～979（95.4%)
兽骨
喀拉苏遗址
USA-450557
2016NKH7
2970±30
1265～1110 (95.4%)
兽骨
喀拉苏遗址
USA-450558
2016NTM3
3270±30
1620～1495（95.4%）
马肋骨
汤巴勒萨伊墓地
USA-450559
2016NTM3
3230±30
1605～1585（95.4%）
人骨左脚
汤巴勒萨伊墓地
BA131544
2013YNWM16
3255±25
1610～1450（95.4%）
骨
乌吐兰墓地
BA131547
2013YNWJ2
3400±50
1830～1600（83.9%）
木头
乌吐兰墓地
BA131478
2013NQF1
3290±20
1620～1500（95.4%）
兽骨
恰勒格尔遗址
BA131479
2013NQF2
3285±20
1620～1500（95.4%）
兽骨
恰勒格尔遗址
BA110434
2015YTKM24
3355±35
1740～1530（95.4%）
木头
阔克苏西2号墓地
特克斯河流域
BA110436
2015YTKM24
3355±35
1740～1530（95.4%）
木头
阔克苏西2号墓地
BA110439
2015YTKM53
3295±35
1680～1490（95.4%）
木头
阔克苏西2号墓地
BA172042
2015YTKM53
3150±25
1496～1390 (91.7%)
人尾椎骨
阔克苏西2号墓地
BA110444
2015YTKM82
3400±30
1770～1610 (91.7%)
木头
阔克苏西2号墓地
BA121972
2012YXAF1上层
3070±25
1410～1260（95.4%）
兽骨
阿尤赛沟口遗址
巩乃斯河流域
BA121973
2012YXAF1内
3070±25
1410～1260（95.4%）
兽骨
阿尤赛沟口遗址
根据地层叠压打破关系、房屋形态和陶器特征，结合碳十四测年数据，吉仁台沟口遗址青铜时代晚期遗存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年代在公元前1600～前1400年，流行居中有长方形火塘的大型半地穴式木结构房屋，兼有小型房址。大型房址结构统一，建筑复杂，讲究对称，内部遗迹丰富。陶器以平底器为主，少量圈足器，流行侈口折肩的平底缸形器和器壁较厚的长颈折肩罐。纹饰多素面，有少量刻划纹。第二期在公元前1400～前1200年，房址规模有所缩小，形制趋于简陋，灶（火塘）平面形状多为圆形或多边形。出土的陶器除延续第一期侈口折肩的平底缸形器外，出现长颈鼓腹罐、长颈球腹罐、敛口或直口的鼓腹平底罐等，还有少量的圜底器，流行自内向外戳印形成的珍珠纹、附加堆纹、指甲纹等。第三期年代约公元前1200～前1000年，这一时期已无典型的房址，但发现了少量墓葬，也分布在遗址区，有半地面石棺墓、竖穴土坑墓等，随葬陶、铜器。平底陶器仍占主流，戳印纹继续流行，出现了自外向内戳印的圆圈纹。新见侈口鼓腹平底罐、敛口小陶罐等。其中装饰弦纹和三角刻划纹等特征的侈口鼓腹平底罐应当受到卡拉苏克文化的影响。
3.高台遗存与房址区相距仅1千米，出土遗物一致，结合碳十四数据，其年代与吉仁台沟口遗址青铜时代晚期遗存第一期相当。高台遗存的发现和发掘进一步明确了吉仁台沟口遗址的分布范围和功能分区。另外，高台遗存地处沟口要冲，沟通东西，向沟外可连接乌吐兰墓地、喀拉苏遗址，向内可连接吉仁台沟口遗址居址区、穷科克遗址及汤巴勒萨伊墓地，是将喀什河流域青铜时代遗存串联起来的关键点。高台遗存相较于周边同时期遗存，建筑更为复杂，规模更为壮观，其四周围砌规整石墙以及近一万五千平方米的面积显示了其特殊地位，是新疆史前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规格最高的石构建筑遗存。结合居址区大范围的遗址堆积、大型的单体房址、贯穿遗址始终的燃煤遗存、丰富的出土遗物，推测吉仁台沟口遗址是伊犁河上游的中心聚落之一。
4.遗址内动物骨骼数量极多，鉴定分析表明以家养的羊、牛、马为主。稳定同位素食谱研究显示，羊、牛采取放养与饲喂相结合的方式，马主要是以放养的形式进行管理。残留物检测分析表明陶器内部有奶和脂肪的残留。固定的房屋居所，选择在冬季仍然可以获取草料的牛、羊、马三类动物蓄养，使用次生产品等，这些迹象表明遗址的先民们已进入成熟的畜牧阶段。青铜时代晚期从第一期到第三期由规模宏大、形制统一的大型房址到形制多样的小型房址再到只有灶址的居址变化，不仅显示了从固定居址到可拆卸居址（可能是帐篷）的转变，也显示了人们流动性的增强。结合近年来在西天山地区博尔塔拉河流域发现的阿敦乔鲁和呼斯塔遗址及其相关研究，体现出青铜时代晚期西天山地区畜牧向游牧的转变过程。
5.遗址中与冶铸活动相关的遗迹、遗物极为丰富，有炼炉、铜矿石、铜锭、风管、坩埚、陶范和炼渣等（见彩图13），是新疆史前完整冶金证据链的首次发现。调查显示，遗址附近分布有奴拉赛、圆头山和克孜勒客藏北三座古铜矿遗址，其内均发现有古矿坑和炼渣（见图一）。
吉仁台沟口遗址中虽出土有铜矿石和炼渣，但是数量极少，结合南西伯利亚青铜时代晚期的冶炼流程，应是在矿料产地将铜矿石加工成铜锭再运至居址区，其后加工制作铜器，亦即当地古代居民主要承担铸造这一过程，冶炼活动则进行较少。遗址内出土的范以陶范为主，石范较少。陶范多为泥质褐陶，硬度较高。铸造一般使用合范技术。可制作的器物包括针、锥、泡、刀、镞、镜、啄戈、短剑等生活工具和武器。还发现有成套陶范范料、废料等。此外，遗址还出土几件铁块和较多铁炼渣。这些新发现对新疆乃至中亚史前冶金考古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和价值。
6.使用煤炭作为燃料这一行为贯穿了遗址始终，延续长达六百多年。在遗址地层、房址、灰坑等遗迹单元内均发现有数量极为丰富的煤类遗存，有煤的堆放点、燃尽的煤灰、未燃尽的煤块等，这些现象表明在距今约3600年前后，吉仁台沟口人群已充分认识煤的特性，并将其广泛应用于生活领域。尼勒克县煤炭资源丰富，遗址西及西南四公里范围内即分布有六处露天煤矿。遗址内及露天煤矿采集的煤炭样品对比分析表明，遗址中的煤源自本地。以往的考古资料显示我国在战国晚期开始使用煤炭作为燃料，吉仁台沟口遗址的发现将人类对燃煤的使用历史上推千余年，这在人类能源利用史上无疑是里程碑式的发现，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重要考古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在伊犁河流域同时期的喀拉苏遗址、阿尤赛沟口遗址并无使用燃煤的迹象，博州的呼斯塔遗址、阿敦乔鲁遗址等也均未见到，或许是因吉仁台沟口遗址煤炭的获取及开采极为便利，而其他遗址则相对不便，不如木材等燃料获取便利所致。这一现象仍是后期考古发掘和调查中需要特别关注的一点。
7.早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铜石并用时代，跨欧亚大陆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已经出现，但是直到距今4500～3500年，东亚起源的农作物粟黍和西亚起源的小麦和大麦才在中亚东部和中国西北地区的一些遗址中出现混合利用的迹象，然而粟黍类作物向西传播的路线并不十分清楚。吉仁台沟口遗址集中出土了两千余粒炭化黍种子，氮同位素数值分析显示当地居民是C3和C4混合饮食，粟、黍等C4类作物已是较为重要的食物来源。黍种子的测年为3120±30BP，校正后的年代在公元前1451～前1291年，结合新疆新塔拉、阿敦乔鲁等遗址黍的发现，为研究黍的西传路线提供了重要线索。
（本文电子版由《西域研究》杂志社提供 作者：王永强、阮秋荣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袁晓 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原文刊于《西域研究》2019年第1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责编：荼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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